我是李建国，1977年的秋天，我正面临这辈子最憋屈的一件事。

家里逼我娶王秀兰。

王秀兰是谁？厂区秧歌队里出了名的“母夜叉”。嗓门大，脾气暴，听说年轻时跟人吵架能追出三条街。我今年二十八，在部队当汽车兵，好不容易探亲回家，就被告知这门亲事已经定下了。

“建国啊，你都这岁数了，还挑啥？”我爹抽着旱烟，眉头皱成疙瘩，“王秀兰虽然厉害点，但能干，家里家外都是一把好手。你常年在部队，家里就得有个能撑门面的。”

我娘在旁边抹眼泪：“你爹说得对。咱家条件一般，能说上媳妇就不错了。秀兰那闺女，就是性子直，人不坏。”

我心里憋着火。我在部队开车，走南闯北，见过世面，凭什么要娶个“母夜叉”？

更让我窝火的是，听说王秀兰的两个闺女跟她关系极差，小闺女八年没回过家。这要是真成了，我岂不是要卷进她们家的烂摊子里？

我决定逃。

回部队的日子就在三天后，订婚礼安排在大后天。我盘算着，提前一天走，到了部队再给家里写信说明。反正天高皇帝远，他们总不能去部队抓我。

订婚前夜，我悄悄收拾行李。几件换洗衣服，部队发的搪瓷缸，还有我最宝贝的汽车兵荣誉徽章。月光从窗户纸透进来，我心里既紧张又有点愧疚。

对不住爹娘，但我真不能这么认命。

凌晨四点，鸡还没叫。我拎着行李，蹑手蹑脚推开房门。

刚跨出门槛，一个人影挡在面前。

我吓得差点叫出声。

是王秀兰。

她披着件旧棉袄，头发胡乱扎着，就站在院子当中，直勾勾地看着我。月光下，她的脸看不太清，但那眼神，像钉子一样把我钉在原地。

“李建国，你想跑？”她的声音不高，却冷得像冬天的铁。

我喉咙发干，硬着头皮说：“我……我部队有紧急任务，得提前走。”

“紧急任务？”她往前走了一步，“半夜四点，拎着行李，翻墙走？你们部队的任务，都这么见不得人？”

我被她噎得说不出话。

“进屋。”她指了指我家的堂屋，“咱俩聊聊。”

我僵着不动。她也不催，就那么站着。最后，是我先怂了。灰溜溜地跟着她进了屋。

油灯点亮，我才看清她的脸。不是我想象中的凶神恶煞，反而有些憔悴，眼睛下面有淡淡的黑影。

“坐。”她自己先坐下，指了指对面的凳子。

我放下行李，坐下，手脚都不知道往哪放。

“我知道你看不上我。”她开门见山，“觉得我是母夜叉，脾气坏，名声也不好。还带着两个不认我的闺女，是个大麻烦。”

我没想到她这么直接，脸有点发热。

“李建国，我王秀兰这辈子，没求过谁。”她看着油灯的火苗，声音有点哑，“但今天，我求你听我说几句。说完了，你要是还想走，我不拦你。订婚礼我去跟你爹娘说，是我反悔，责任我担。”

我愣住了。

“我十七岁嫁人，十八岁生大闺女，二十岁生小闺女。” 她开始说，像在讲别人的故事，“孩子爹是个好人，就是命短，孩子还没长大就走了。我一个人，在厂里干活，拉扯两个丫头。”

“我没文化，只会使蛮劲。怕她们学坏，怕她们吃亏，管得严，骂得狠。大闺女想嫁到外地，我以死相逼没让成。小闺女爱上个穷小子，我找人把那小子赶出了城。”

她顿了顿，手指无意识地搓着衣角：“我以为我是为她们好。可到头来，大闺女恨我专制，小闺女恨我毁了她一辈子。八年了，小闺女没叫过我一声妈。”

油灯噼啪响了一声。

“厂里人说我厉害，说我泼。我认。不厉害，我们娘仨早被人欺负死了。可这‘母夜叉’的名声背久了，我自己都快信了。”她抬起头，看着我，“李建国，我今年三十九了。累了。真想找个地方，安安稳稳过后半辈子。”

“你爹娘找我提亲，我犹豫了好几天。我这点破事，厂里谁不知道？可你娘说，你心善，实在，在部队见过世面，能容人。”她苦笑一下，“我也存了点私心。想着要是跟你成了，也许……也许我那两个闺女，看在你的面子上，能跟我缓和缓和？哪怕就回来看看我呢？”

她眼里有水光，但很快又憋了回去。

“我说完了。”她站起来，“行李在哪儿？我帮你拿出去。天快亮了，你现在走，还能赶上早班车。”

我坐在凳子上，像被钉住了。

脑子里乱哄哄的。我想起我娘说她“人不坏”，想起我爹说她“能撑门面”，想起她刚才说“累了”，想起她说小闺女八年没叫过妈。

我忽然发现，我一点也不了解眼前这个女人。我只听了外面的风言风语，就给她判了刑。

“你……”我张了张嘴，声音有点涩，“你那些事，跟我爹娘说过吗？”

“说啥？”她摇摇头，“说我跟闺女处得像仇人？那你们家还能同意这门亲？将心比心，谁愿意沾上这种麻烦。”

“那你为啥跟我说？”

“因为你不想娶我。”她回答得很干脆，“既然你不想，那骗你也没意思。不如把丑话都说前头，你走也走得明白。”

我看着她，看了好久。她站在那儿，背挺得笔直，可肩膀微微塌着，那件旧棉袄显得空荡荡的。

我心里那点不甘和愤怒，像被戳破的气球，噗一下，瘪了。

剩下的，是一种说不清的滋味。有点酸，有点堵，还有点……佩服。

“我不走了。”我说。

她猛地看向我，眼神里全是惊讶。

“订婚礼照常。”我站起来，觉得肩膀松快了不少，“不过王秀兰，咱俩得约法三章。”

“第一，我脾气也倔，以后有矛盾，不能光你吵吵，得讲理。”“第二，你家闺女的事，是得解决。但不能急，我跟你一起慢慢想办法。”“第三……”我挠挠头，“第三我还没想好，以后再说。”

她嘴唇动了动，没说出话，眼泪却一下子滚了下来。她赶紧转过身去，用袖子狠狠擦脸。

“哭啥？”我有点慌，“我又没骂你。”

“谁哭了！”她背对着我，声音嗡嗡的，“风大，迷眼睛了！”

天边泛起了鱼肚白。鸡叫了。

我把行李拎回屋里。经过她身边时，听见她极小声地说了一句：“李建国，谢谢你。”

我没应声，但心里某个地方，软了一下。

后来，我们真的结婚了。日子过得磕磕绊绊，她嗓门还是大，我脾气还是倔。但我们学会了“讲理”。

更重要的是，我们真的开始一起想办法，联系她那两个闺女。过程很长，很难，吵过，哭过，也绝望过。

但就像我当年没逃出那个院子一样，有些事，你一旦面对了，就会发现，路其实就在脚下。

母夜叉也好，汽车兵也罢，说到底，都是想找个地方，安安稳稳地过日子。

真正的勇气，有时候不是转身逃跑，而是面对麻烦，认个怂，然后说：行，咱一起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