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一年（1583 年），辽东赫图阿拉的春日里，二十五岁的努尔哈赤以十三副遗甲起兵，身后是父祖被明军误杀的血海深仇，身前却是大明帝国这座横亘百年的巨山。彼时的建州女真，不过是辽东诸多部落中不起眼的一支，人口不足三万，甲胄不满千副，若贸然与明廷为敌，无异于以卵击石。努尔哈赤深谙此理，故在之后二十余年里，始终以 “臣服者” 的姿态周旋于明廷羽翼之下，将统一女真各部的雄心藏于恭顺的表象之中。

万历十七年（1589 年），努尔哈赤主动将征讨女真异部的战俘送往辽东都司，明廷为表嘉奖，授予其 “建州左卫都督佥事” 之职。这份来自大明的官方认可，成了他掩人耳目的重要凭借 —— 据《明神宗实录》记载，他在谢恩疏中自称 “臣努尔哈赤”，言辞谦卑如尘埃：“臣世居东陲，蒙朝廷恩庇，得守祖业，今愿率部众恪守疆界，不敢有丝毫逾越，以报天恩。” 六年后，他又因 “保塞有功” 晋封 “龙虎将军”，这是明廷授予女真部落首领的最高爵位，努尔哈赤接诏时，率部众行三跪九叩大礼，其恭顺之态被辽东巡抚奏报为 “建州夷酋，谨守臣节，可无东顾之忧”。

除了接受封号，努尔哈赤更以 “朝贡” 为纽带，维系与明廷的脆弱平衡。从万历十八年（1590 年）至万历四十三年（1615 年），他先后七次亲赴京师或派亲信入贡，每次皆携人参、貂皮、东珠等女真特产，且严格遵守明廷礼仪。《大明会典》载其某次入贡时，“至午门外，膝行而入，奏报建州岁稔民安，无扰边境”，刻意塑造出 “安分守己” 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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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甚者，他还主动配合明廷 “以夷制夷” 的策略，万历二十一年（1593 年）叶赫、乌拉等九部联军来攻，努尔哈赤率军大败敌军后，即刻将被俘的叶赫部首领送往辽阳，声称 “遵朝廷之命，讨不服之夷”；万历三十六年（1608 年），明廷令其牵制日益强盛的乌拉部，他旋即率军突袭乌拉重镇宜罕山城，事后向明廷 “献捷”，获赏白银二百两。这种 “借力打力” 的隐忍，既让他在明廷的眼皮底下统一了建州、海西女真，更让明廷对其 “威胁性” 的判断一再失误，直至万历四十四年（1616 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建立后金，建元 “天命”，明廷仍将其视作 “可控的夷酋”。

后金的建立，是努尔哈赤公开决裂大明的第一步，但这位六十岁的部落领袖，此刻却陷入了深深的犹豫。据《满洲实录》记载，他曾在贝勒会议上坦言：“大明如百年大树，根深叶茂，我后金如新生藤蔓，若强行攀折，恐先断自身。” 彼时后金总人口不足五十万，八旗兵力仅六万，且多为骑兵，缺乏攻城器械；而明廷辽东驻军常年保持十万以上，仅抚顺、清河等重镇便各驻兵三千，配备大炮百门、鸟枪千支。实力的悬殊，让努尔哈赤不敢轻举妄动。更令他焦虑的是内部的分歧：老臣额亦都、费英东等人经历过与明军的小规模冲突，深知明军火器的威力，主张 “再待十年，待实力足备再图大明”；而次子代善、八子皇太极等年轻贝勒则认为 “明廷腐败，辽东军无战力，此时不动，更待何时”。双方争论持续半年，努尔哈赤始终未敢拍板，只能以 “天命未显” 为由拖延。

为了消解这份犹豫，后金内部开始刻意营造 “天命归金” 的舆论，其中最著名的便是 “万历噩梦” 事件。《清太祖朝老满文原档》（甲种本）详细记载了这则流言：“万历帝夜梦一异族女子，身着红衣，跨于帝身，以枪刺帝心，帝惊醒后，召臣问之，臣曰：‘此女乃建州努尔哈赤，将代明而兴。’” 这则流言不仅在贝勒会议上宣读，还被刻入木牌，在女真各部传阅，甚至通过边境贸易传入辽东，目的是让部众相信 “反明乃天命所归”。但努尔哈赤深知舆论终究是虚妄，他私下对皇太极说：“梦虽吉，然大明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若无万全之策，不可轻举。”

这份 “万全之策”，最终由皇太极提出。天命三年（1618 年）正月，皇太极在贝勒会议上献策：“抚顺游击李永芳，贪财而惧战，且每月二十五日大开马市，边备必疏。可遣五十人扮作海西商人，携参貂入抚顺为市，摸清布防；再遣五千精锐夜伏城外，以炮为号，内外夹击，抚顺可破。” 他还补充道：“抚顺乃辽东门户，抚顺既下，清河、铁岭必恐慌，我军可顺势进取，且能以抚顺之粮充军饷，一举两得。” 努尔哈赤听后，沉吟良久，最终拍案：“吾儿之智，远超吾所料！此计可行。”

然而，当四月十三日大军出征时，天公却不作美。连绵的大雨让道路泥泞不堪，八旗士兵的甲胄被雨水浸透，行军速度大减，怨言四起。努尔哈赤在帐中召集贝勒，语气中已露退意：“天降大雨，恐是上天示警，不如暂回赫图阿拉，待雨停再进。” 此时代善挺身而出，这位已被立为储君的大贝勒，言辞恳切却不失锋芒：“父汗！我等已祭天宣读‘七大恨’，声言讨明，若中途折返，大明必笑我后金无胆，诸部也将轻视我等，日后再难号令；且雨天明军必松懈，我军冒雨进攻，正可出其不意，此乃天赐良机，非示警也！” 他顿了顿，又道：“儿愿率前锋军先行，若有不测，甘受军法！” 莽古尔泰、阿敏等贝勒也纷纷附和，努尔哈赤看着帐下群情激昂的诸子，终于下定决心：“好！便依尔等之言，冒雨进军！”

天命三年（1618 年）四月十五日凌晨，后金大军抵达抚顺城外。皇太极率正黄旗、镶黄旗精锐为先锋，按照既定计策，先命人点燃三声号炮。城内五十名伪装商人见状，立即在东门放火，砍杀守门明军，将城门打开。皇太极率军疾驰入城，正黄旗士兵主攻明军游击衙门，镶黄旗士兵则迂回至西门，截断明军退路。据《满洲实录》绘图旁注记载，皇太极 “手持钢刀，率先登城，斩杀明军副将二人，明军大乱，或逃或降”。代善则率正红旗、镶红旗进攻抚顺城外的抚顺所、东州堡，至午时，抚顺及周边堡垒尽数被后金控制。此役，后金仅伤亡百余人，却俘获明军三千余人、百姓万余人，缴获粮食十万石、大炮五十门，而明军游击李永芳，此刻正困守在游击衙门内，陷入了两难抉择。

努尔哈赤深知李永芳的 “示范意义”—— 若能收服这位明廷在辽东的重要将领，不仅能瓦解明军士气，更能为后续招降其他将领树立标杆。他亲自提笔写下劝降信，派使者缒城送入：“汝为抚顺游击，兵不过三千，城不过二丈，吾八旗军六万，炮百门，若强攻，抚顺旦夕可破，汝命难保。然吾知汝有才智，识时务，若降，吾封汝为三等副将，辖抚顺原有百姓，且将吾族侄女嫁你为妻，子孙世袭官职；若不降，城破之日，汝及百姓皆斩，汝父母妻子在辽阳，吾亦会派人擒之，汝可三思。”（《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二）李永芳在衙门内徘徊良久，窗外的火光与喊杀声越来越近，他深知抵抗无望，最终选择 “缒城而下，跪地请降”。努尔哈赤亲自扶起他，解下自己的貂裘披在他身上：“汝识时务，吾必不负你。” 随后，李永芳剃发易服，正式归降后金，成为明廷第一位投降后金的将领。

抚顺陷落的消息传至辽阳，辽东总兵张承胤又惊又怒。这位曾多次击败蒙古部落的总兵，自恃麾下有一万大军，携带大炮百门、小炮千门，遂率军急驰抚顺，欲 “收复失地，擒杀努尔哈赤”。然而，这支看似强大的明军，却早已腐朽不堪。据《明史・张铨传》记载，张承胤与副将颇廷相、参将蒲世芳互不统属，行军时 “队列散乱，士兵或沿途劫掠百姓，或擅自离队”，皇太极登高望见明军阵型，对努尔哈赤笑道：“此等军队，虽多无益。”

后金大军在抚顺东南的萨尔浒山谷设伏，当明军进入伏击圈后，努尔哈赤下令总攻，八旗骑兵如潮水般冲向明军，明军 “未战先逃者过半，大炮未及架设便被后金士兵夺取”。最终，张承胤、颇廷相、蒲世芳战死，明军全军覆没，而后金仅阵亡两人。事后，明御史张铨上疏万历皇帝，痛陈辽东军政之弊：“承胤无谋、无法、无勇，此非一人之过。辽东将官克扣军饷，士兵多为老弱，器械朽坏，战马瘦弱，如此军队，怎能御敌？” 万历皇帝看后 “震怒不已，却无对策”，只能下令 “加强辽东防务”，但此时明朝的辽东防线，已如纸糊一般，濒临崩溃。

李永芳的投降，如同一颗投入滚油的火星，迅速点燃了明廷辽东将领的 “投降情绪”。努尔哈赤对他极为倚重，不仅兑现了 “三等副将”“抚顺额驸” 的承诺，更授予他 “管辖辽东汉民” 的大权。李永芳也不负所望，天命四年（1619 年）清河之战中，他亲至城下劝降守将邹储贤：“吾降后，后金待我甚厚，汝若降，官职必高于我，若顽抗，抚顺之祸必重演。”

虽邹储贤最终战死，但清河城内三百余名明军士兵 “因李永芳之言，开城投降”；天命五年（1620 年），努尔哈赤进攻辽阳，李永芳提前联络辽阳明军千户陈良策，策动其献城投降，使后金兵不血刃占领辽阳。据《满文老档》记载，努尔哈赤曾在贝勒会议上公开称赞：“李永芳虽为汉人，却比许多女真贝勒更忠于后金，诸人当效之。” 为了强化他的 “标杆地位”，努尔哈赤还特赐 “免死三次” 特权，这一殊荣，即便是代善、皇太极等贝勒也未曾享有。

在李永芳的影响下，明朝辽东将领投降现象愈发频繁：天命六年（1621 年），沈阳守将何世贤战死，副将尤世功投降；天聪七年（1633 年），登莱总兵孔有德、耿仲明率部降清，携带大炮百门；崇德元年（1636 年），旅顺守将黄龙战死，副将尚可喜降清。这些降将的到来，不仅为后金（清）带来了先进的火器技术和军事人才，更瓦解了明廷在辽东的统治基础，而李永芳，无疑是这一切的 “开端”。

李永芳共生育九子，除早逝者外，多在清朝为官：长子李延庚任镶蓝旗汉军都统，曾随多尔衮入关；次子李率泰任闽浙总督，顺治年间平定郑成功部将金声桓叛乱，被誉为 “清初汉军第一能臣”；四子李崇善任镶红旗汉军副都统，参与平定三藩之乱。至康熙年间，李氏家族已成为 “汉军勋贵” 的代表，而其玄孙李侍尧的崛起，更将这份家族荣光推向了顶峰。

乾隆二十一年（1756 年），李侍尧任镶黄旗汉军副都统，因整顿旗务、平定湖南苗乱有功，乾隆帝欲提拔其为湖广总督（一品大员），却遭到吏部的强烈反对。据《啸亭杂录・李昭信公》记载，吏部奏疏称：“我朝祖制，汉军非军功卓著者，不得任总督、巡抚等封疆大吏。李侍尧虽有才干，但出身‘降将之后’，且无重大军功，若破格提拔，恐违祖制，引发满臣不满。”

面对这一质疑，乾隆帝在朝堂上公开驳斥：“李永芳在天命年间，率先归降，为我朝取抚顺、定辽东立下首功。彼时若不是他劝降汉民、提供明军情报，我朝统一辽东至少要多费十年之力。此等功绩，岂能与普通汉军相比？” 他进一步强调：“我朝赏罚分明，功臣后代若有才干，当破格录用，此非违祖制，而是‘继往开来’—— 鼓励后世子孙铭记功臣，为国效力。” 最终，乾隆帝力排众议，任命李侍尧为湖广总督，后又调任云贵总督、闽浙总督。李侍尧任云贵总督期间，整顿云南铜政，每年为朝廷增加铜产量二十万斤；任闽浙总督期间，击败台湾林爽文起义，被誉为 “乾隆朝第一能臣”，而这份荣耀的源头，无疑是百年前李永芳的 “识时务” 之举。

乾隆四十三年（1778 年），李侍尧因贪腐案入狱，乾隆帝念及其 “李永芳之后” 的身份，最终免其死罪，仅革职留任。事后，乾隆帝对军机大臣说：“李永芳之功，惠及子孙，李侍尧虽有罪，然不可忘其先祖之功。” 这份 “特殊对待”，不仅是对李永芳 “开国之功” 的认可，更是清朝对 “降将群体” 的一种姿态 —— 通过表彰李永芳，向天下传递 “只要为清朝效力，无论出身，皆可获重用” 的信号，从而巩固统治。

回望努尔哈赤决裂大明的历程，我们不难发现，这位被后世誉为 “满洲太祖” 的英雄，并非始终 “一往无前”。从十三副遗甲起兵时的隐忍，到建立后金后的犹豫，再到抚顺之战前的退缩，他的每一步都充满了挣扎与权衡。而皇太极的 “抚顺奇谋”、代善的雨中劝进，如同两把钥匙，打开了后金决裂大明的大门；李永芳的投降，则如同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块，引发了明廷辽东防线的崩塌。

这段历史告诉我们，伟大的历史转折，往往不是 “英雄独自决断” 的结果，而是 “犹豫者的突破” 与 “追随者的推力” 共同作用的产物。努尔哈赤的犹豫，是对实力差距的清醒认知；诸子的推力，是对历史机遇的精准把握；李永芳的选择，是对时代趋势的顺应。三者交织，最终促成了后金（清）与大明的决裂，也为后来清朝入主中原埋下了伏笔。

如今，赫图阿拉的古城墙早已斑驳，抚顺的萨尔浒山谷已绿树成荫，但那段关于 “犹豫” 与 “推力” 的历史，却依然值得我们深思：在时代的转折点上，个人的选择如何影响历史的走向？隐忍与决断、机遇与风险，又该如何权衡？或许，努尔哈赤、皇太极、代善、李永芳等人的故事，已经给出了答案。

史料附录

《明神宗实录》卷五百二十六（万历四十三年正月条）、卷五百八十七（万历四十七年三月条）

《大明会典》卷一百零七（朝贡三・女真）

《清太祖朝老满文原档》（甲种本，天命三年四月条）

《满洲实录》卷四（天命三年四月条）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二（天命三年四月条）

《明季北略》卷一（抚顺城陷）

《明史》卷二百七十一（张承胤传）、卷二百九十一（张铨传）

《清史稿》卷二百三十一（李永芳传）、卷三百二十三（李侍尧传）

《满文老档》（天命五年七月条、天聪七年六月条）

《啸亭杂录》卷八（李昭信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