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20世纪40年代，牛津大学的中国历史教授霍莫率先提出，骊靬居民是参加卡莱之战的罗马俘虏后代。稍后，这个学说被美国汉学家德效骞所继承，断定骊靬人祖上参加过郅支城之战，向汉朝军队展示类似古罗马龟甲阵的鱼鳞队形。

正是通过两人的孜孜不倦，假说的细节日趋完善，甚至形成某种闭环：甘露元年（前53年），克拉苏的罗马军队在卡莱之战中惨败，许多士兵被帕提亚人俘虏。帕提亚人将罗马俘虏安置在东部前线，其中一些勇者相约逃跑，流落到中亚充当佣兵。汉朝军队西征郅支城，击败罗马士兵，将他们二次俘虏到河西走廊。

在那个许多史料尚未被整理、缺乏科技支持，又很难展开实地考察的特殊岁月，类似的奇谈怪论不胜枚举。骊靬罗马人不过是芸芸众生的冰山一角。纵使有李约瑟的《中国科技史》、安田朴的《中国文化西传欧洲史》和布瓦努尔的《丝绸之路》支持，依然只是上不了台面的非主流论断。

然而，事情在20世纪末发生突变。1989年，作为兰州大学外籍教师的澳大利亚人哈里斯，突然向报社撰文，声称已找到西汉安置罗马战俘的城市。随即与同校的俄语教师瓦谢里金，以及历史系教师陈正义等人联手，四处宣扬自己的伟大发现。

那么，是否有切实证据，能够证明骊靬罗马人假说？很不幸，至今为止是一条都没有！甚至每一条潜在依据背后，皆是能道破谣言的反面案例！

首先是在古罗马历史记载方面，有关于卡莱之战前因后果和损耗情况的详细赘述。克拉苏率领的43000大军中，光阵亡、非战斗减员数量就高达20000人，另有10000左右被俘。余下残部要么成建制撤退，要么以各自的小单位分头突围，基本逃到叙利亚的罗马控制区内。

此后，这些罗马俘虏被安排到呼罗珊地区戍边。此地距离郅支城所在塔拉兹还相距甚远，沿途又分布着大量同帕提亚人不对付的游牧蛮族，根本不可能吸引俘虏前去冒险。何况罗马人要逃出生天，必然优先选择家乡所在的西方，而不是越来越遥远的陌生东方。

其次，汉朝方面的历史记载，同样否认骊靬罗马人假说。譬如作为风波起源地的郅支城，原本并无固定城寨，直到北匈奴流亡者抵达才草草建城。如此粗糙的小型堡垒，如何吸引习惯于城市生活的罗马士兵？至于所谓的“夹门鱼鳞阵”，不过是针对密集排列的修辞手法，在世界各地都有能对号入座的备选。

陈汤

另一方面，汉史中的骊靬建立日期为甘露四年（前50年），距离陈汤西征的建昭三年（前36年）有较长空窗期。当初为郅支单于奋战的匈奴和其他胡族，总数不超过4000人，其中仅1000人战死。余下皆被汉军分配给西域诸邦，根本没什么大规模押解回师记录。

正因如此，国内外学界早就质疑甘肃罗马后裔假说：1962年的美国学者斯凯勒就曾指出，古代中国称呼罗马为“大秦”，而非小众的“骊靬”。1967年的台湾学者杨希枚更是批判假设本身“几无一是处”！

当然，最为有利的证据来自分子人类学：根据2007年发表的《人类遗传学杂志》，骊靬本地居民的Y染色体不但与欧洲较远，反倒是和三个汉族人群极为接近。两年后发表的《中国西北骊靬人起源的线粒体遗传多态性研究》也表明，骊靬居民的线粒体DNA与中国汉族亲缘关系最近，而与欧洲人或中亚人的亲缘关系较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