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权术代替了正义，权力的量级就可以决定“真相”。

就知道你们是冲着标题点进来的，别着急划走，看到最后。

今天，聊一个明朝弘治时期的冷门案子。

（1484年）成化二十年，来自浙江天台的老举子考中了进士。这个人叫庞泮，考上进士时，已经虚龄35岁。

吏部调出庞泮的简历一看，要关系没关系，要家底没家底。于是，最次的“工科给事中”给了庞泮。

“工科给事中”应该所有进士职位表中，最差的没有之一。明朝科道的官惯例是“吏居第一，工科最末”，主要负责监察基建方面的业务。

就明朝的财政状况，能有什么大工程，皇帝想重修一下“奉天殿、华盖殿、谨身殿”三座大殿，都得找宗藩临时集资，派太监临时搜刮。

没人提携的庞泮，稀里糊涂去了一个清水衙门。

这个人的官运不是很亨通，但方孝孺之后，海瑞之前，大明王朝屈指可数的“硬核”直臣。

成化年间，原司礼监秉笔太监张敏的弟弟——浙江中官张庆胡作非为，到处搜刮民脂民膏，还结党营私，打击“明朝第一谏臣”杨继盛。

这厮狂到什么程度呢？

早在成化时期，张庆已经是镇守浙江的中官，哥哥张敏是司礼监太监，浙江巡察御史是杨继盛。杨继盛因为挡了张庆的财路，他就屡次通过哥哥向成化帝说杨继盛的坏话。

面对张氏兄弟的诸多恶行，朝廷有识之士早已看不下去。奈何成化帝太喜欢张敏这条鹰犬，外臣们办不动他。

等成化帝和张敏死后，弘治元年，御史畅亨代表朝廷巡按浙江，张庆这厮仍然不知收敛。

畅亨可不惯着张庆，回朝后就把张庆给弹劾了。

畅亨这个人，直归直，但不会处理事。他在考核浙江官场时，办了一件非常不妥的事儿。

具体是这样。考察淮王府长史刘珙时，畅亨给出的评语是“作风不严谨，拟调离岗位”。考察县丞张励时，畅亨觉得张励年纪太大，已经无法正常履职，批准了张励提前退休的申请。

本来考察报告和新的人事调整已经报批朝廷。

畅亨不知是哪根筋搭错了，推翻了自己之前的考察意见，又给他俩官复原职。

等畅亨弹劾张庆时，张庆就拿这事反击，说畅亨考察不公，本来不合格的官吏，不知道是被什么“钞能力”左右，他们就官复原职了。

弘治帝明知道张庆不是好人，但人家说得在理，就没处理张庆，反把畅亨送进了锦衣卫大狱。

庞泮听说这事，气得不轻，扬言要找隆庆帝理论。同僚都劝他少管闲事，低调做人，高调升官。

庞泮不听，一封《扶持公道疏》把张庆给弹劾了。弹劾倒是挺有效果，隆庆帝借坡下驴，把畅亨给放了，但庞泮因跨岗位反映问题，罚俸三个月。

有了这一次的经历，庞泮非但没有吸取教训，很快又招惹了一位不该招惹的人。

老朱家的藩王品行，有明276年是“有口皆碑”的。

弘治九年，爆发了地方官与珉王的冲突。

当时，珉王“四代目”朱膺鉟在湖广武冈一带，是一个浪荡残暴的青年。

碍于他有皇室血统的身份，地方官一般都不愿招惹他。地方官的纵容，朱膺鉟更有恃无恐，无法无天。

这小子坏到什么程度呢？

按照《皇明异典述》记载，岷王的福利待遇是一千五百石岁禄。这个标准在宗藩中，算是比较低的，小康可以，但称不上富有。差不多相当于开国二十八侯爵的待遇，比开国六公还少一半。

岷王这一枝心里不服，总感觉矮人一头，同样是太祖的后人，凭什么别的宗藩就可以住豪宅、开豪车。

但他就不想想，自己所有的福利待遇全是不劳而获。“寄生虫”把自己现有的生活，想象成了理所当然。

前三任岷王，心有怨气，但能憋住，日子过得紧紧巴巴。到了“四代目”朱膺鉟就不行了，这货是一个吃啥啥没够、干啥啥不行的主儿，就知道吃好的穿好的，贪图享受。

这一下，王府开支吼不住了。

那怎么办？抢呗！

朱膺鉟放纵家丁，到处巧取豪夺、欺行霸市。

之前的地方官，都是一副“铁打的藩王，流水的县太爷”的心态，反正是来过渡一下，对岷王的恶劣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但有一个人不惯着他——新任武冈知州刘逊。

刘逊到任武冈后，学曹操当年治理洛阳一样，把这些勋贵爪牙往死里整。

刘逊通牒岷王限期整改，把为非作歹的鹰犬交出来，否则朝廷拨下来的岁禄，就给掐了不发。

岷王朱膺鉟气坏了，写了一封信把刘逊告到弘治那里。

别看朱膺鉟年纪不大，年龄只有46岁，但他辈分大，论辈是弘治帝的爷爷辈。

弘治帝这人是出了名的心软，再加上老朱家有“护犊子”的基因。自己的小爷爷跑到跟前哭诉，说“朱家养的臣奴，把朱家人的岁禄给克扣了。这哪是克扣臣的俸禄，分明是在打皇上的脸”。

弘治帝一时心软，分不清是非对错，派锦衣卫把刘逊抓到了京师问罪。

很快，“刘逊忤岷王案”爆发。

岷王的口碑，天下尽人皆知。弘治帝这一操作，一石激起千层浪。

六科给事中和十三道御史集体不干了。

庞泮再一次挑头，联合60多名言官给弘治帝上疏，直言不讳岷王就是一个人渣，他的话根本无处可听。

老朱家的皇帝骨子都一个德行，不听人劝。有时候，越劝越叛逆。

弘治帝非但不听，还把以庞泮为首的60多名言官全部抓了起来。

这就是轰动明朝的“弘治署空”事件。

明朝六科十三道御史，满编是150人左右，正常情况下是不会满编的。

一次把60多名言官给抓了，吏科、户科、兵科、礼科、工科、刑科全没人干活了。

监察御史张淳、考功郎中储巏等人给庞泮求情，也一块被弘治帝送进了号子里。

最终是在首辅徐溥等阁老的求情下，弘治帝才答应释放绝大多数人，但刘逊、庞泮不在释放范围内。

下一次早朝的时候，被释放的大臣一看，找不到刘逊、庞泮。一打听，才知道俩人没有被赦免。

当时的士大夫还是很团结的，得知带头大哥没放出来，立马又不干了。

弘治九年四月十八，吏部尚书屠滽发起号召，六部、五府、“三法司”所有官员联名签字，要求弘治释放庞泮。

弘治帝一看，臣僚这是要反了。虽然很不情愿，但也不愿与群臣为敌，就假模假式地释放了庞泮，然后再一次象征性罚了他三个月的工资。

这一战，虽然丢了三个月的工资，但让庞泮名声大震，从此获得了“直声动天下”美名。

人怕投错胎，读书人怕生错年代。

庞泮生在弘治一朝，属于明朝中期阶段，整体社会风气、官僚操守还勉强说得过去。遇上不公道的事，还有人敢仗义执言，拼死寻找真相。

后来，乃至再后来就不行了。

更多的人是这样的，平时唱高调、表忠心时，一个比一个调门高，没完没了，吵得人头疼。

可当真遇上事的时候，需要士大夫这个社会脊梁挺身而出时，一个个装聋卖傻、“已读不回”，一门心思在闷声发大财，挤破脑袋往上爬。

最后，再多说一句。

正义，是人类走向繁荣的终极伦理观。真相，是每一个接近或丰富或维护这个伦理观的组成部分。

为什么明朝前中期，特别是嘉靖之前，明朝还勉强算是一个正常王朝，而嘉靖之后的明朝总给人一种“活在阴间”的感觉？

根本原因是，官僚阶层的正义感逐渐模糊化，取而代之的是，权术代替了正义，权力的量级掩盖了真相。

正义和真相是有保鲜期的，当下、立刻、马上的正义才能发挥出最大的作用，才能起到社会纠错的功效。

就像庞泮顶撞弘治包庇“岷王”而受到处罚，如果不是一群有正义感的士大夫团结抗议，庞泮大概率就被稀里糊涂给办了。

当真相和正义失去了时效性后，它就变成了迟到的正义。

这种“正义”根本不是正义，它就像一张津巴布韦货币，面值很唬人，实际上就是在一张废纸上写了一串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