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7年冬，十岁的周恩来第一次离家外出求学，火车从淮安驶向南京。他在车厢里紧握着一根旧毛笔，小小的笔管上刻着两行字：“做人要像春风般温暖；做事要似秋霜般严谨。”这句话不是先生所授，而是嗣母陈氏临行前亲手刻下。那一刻，男孩不懂其中深意，却把毛笔绑在书包带子上，直到赴东瀛、去法国，始终随身带着。

家庭的变故来得早也来得猛。生母万氏三十岁便因胃癌撒手人寰，周家昔日的门第光环瞬间黯淡。万氏生前最常说的一句话是“宽以待人”，这四个字在儿子脑海里反复回响。多年后，参加遵义会议，很多同志惊叹周恩来面对激烈分歧仍能微笑周旋，源头就在这里。

过继他的嗣母陈氏，是典型的江南才女。陈氏喜欢关起门来教他写小楷，唐诗宋词信手拈来。周恩来练字时冻得跺脚，陈氏就端来温水，轻声说：“字里有骨，先练心气。”文化底蕴与静气，由此养成。1921年赴欧洲，他能用流利法语谈《社会契约》，也能在《救亡时报》上挥就千字雄文，同样脱不开陈氏那盏昏黄油灯下的琅琅书声。

乳母蒋江氏则完全是另一番气质。她带着他下田插秧，摸鱼捉蟹，再粗糙不过的乡野技艺，却让周恩来理解了泥土的分量。1919年五四运动后，他在天津法租界主持学生会，警察举枪驱散时，周恩来脱口而出的居然是蒋江氏常挂在嘴边的土话：“庄稼人不怕风浪！”那一声吆喝，惊得同伴愕然，也点燃了众人勇气。

三位母亲，三种影响，拼接成周恩来立体的性格。宽厚待人、沉稳书卷、贴近泥土，这些特质伴随他的外交场、谈判桌、灾区一线。有人统计，自1949年至1975年，他深入灾区与工地七十余次，绝大多数行程是深夜才敲定，同行秘书连换洗衣服都来不及带。

1964年邢台地震，他凌晨三点从北京出发。汽车开到涉县山路塌方处，副手提醒有余震风险，他拍了拍车门：“人民在那头，咱得过去。”这一幕被记者写进内参，毛泽东批示只四字：“干实事者。”简短评价，可谓知音。

进入七十年代，周恩来的健康急转直下。1972年5月12日，北医三院化验室拿到他的异常尿样，三次复检结果一致——膀胱癌。为了不让外宾见到病容，他给自己定下“三不”：不穿病号服，不在病榻签字，不让国际友人看到输液瓶。外事局工作人员在病房外面轮班，厚厚一摞请示，常被他在打针间隙迅速圈批。

1975年9月7日，罗马尼亚代表团抵京，他坚持在医院会客。对方关切询问病情，他轻描淡写：“马克思同志已经寄来‘请帖’，不急，我还要退几次稿子才能动身。”一句自嘲，把沉闷气氛冲淡。

时间走到同年12月，病情急遽恶化。12月7日凌晨，他突然昏迷，抢救后睁眼，发现吴阶平守在旁边。周恩来声音沙哑却清楚：“吴大夫，我这儿没事，你去照顾别人吧，他们更需要你。”这正是他生命里最后的语言。对话不过二十来个字，却逼得吴阶平转身抹泪。医者在病房里看惯生死，却抵挡不住这份牵挂人民的深情。

1976年1月8日清晨，心电监护线归于平直。医护人员低声通报中央，邓颖超赶到，强忍悲痛整理遗容。理发师朱殿华随后抵院，这是他为总理服务的第212次，也是最后一次。剃刀轻掠过早已凹陷的面颊，他不敢用力，连呼吸都放得极慢。地面落下几缕洁白发丝，朱殿华收进信封，谁也没说。

周恩来生前与邓颖超约定：身后火化，不立碑，不保留骨灰。1月15日追悼会结束，邓颖超携骨灰盒抵十三陵水库畔，微风拂面，灰尘化作点点灰白，消失在山川云雾之间。她轻声念道：“恩来，你的愿望已了。”随后转身离开，没有多停一刻。

从春风般的宽厚，到秋霜般的严谨，周恩来的一生在三位母亲的守护下徐徐展开；而那句“你去照顾别人吧”，又把全部情感收束于人民。岁月更迭，故事仍在淮安驸马巷的老砖墙间口口相传：少年手握旧毛笔，笔尖未干，就已把一生写向了大众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