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0月13日下午3点，赫鲁晓夫昂首阔步地走入主席团会议的会场，理所当然地坐到了主席的座椅上。

他上午还在皮聪大休假，接到电话，得知有重大事情要商量，便急匆匆乘坐专机返回。面对满屋子的同僚，他开口问道：“出了什么事情？”

或许，此时赫鲁晓夫已经察觉到了异样：人们并没有像往常一样，用热烈真诚的掌声迎接他，此刻会场的沉寂中满是肃杀。

“谁来发言，问题的实质何在？”他不耐烦地再次问道。

就在这时，勃列日涅夫起了个头，站起来说道：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您是了解我对您的忠诚的。即便我当年重病缠身，也满怀信心地支持您，但如今，我决不能做出违背良心 事情……

赫鲁晓夫一下就听明白了，对方这是指责他破坏列宁的集体主义原则，大搞个人崇拜，对国家造成了极其严重的破坏，已无法升任最高领导人的职务。

他立马反驳道：这也不能全赖我啊，过去我说什么，你们只管鼓掌叫好，总是说一切都做得很正确。咱们做出的种种重大决策，可都是开过会商量过的。

或许我有问题，犯了错误，自己不曾察觉到，你们对此心知肚明，却从未有人提过半点这方面的事情，难道这就是你们所说的诚实吗？

末了，赫鲁晓夫当场做了诚恳的道歉，并表明自己是完全忠于组织和国家的。有问题，大家尽管提出，我虚心接受并且改正。

不得不说，赫鲁晓夫的辩才确实非常高，不愧是敢在联合国大会上怒怼西方国家的苏联领袖。然而，这番发言丝毫未能拯救他的职业生涯，随后发生的事情我们都非常清楚，他被自己视为志同道合的同志们毫不留情地踢出了局。

俄国学者列昂尼德·姆列钦所著的《勃列日涅夫时代》里详细讲述了这段往事，笔者从其字里行间中都能感受到赫鲁晓夫的沮丧。

上一个被这么搞垮的“一把手”是一度权倾朝野的内务部长贝利亚，吸收了上一次的经验教训，政变者们筹划得更加严密。

他们专门挑在赫鲁晓夫外出度假的空档进行部署，这意味着他们可以随心所欲。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赫鲁晓夫彻底孤立，其身边的工作人员，哪怕有半点关系都要赶走。

克格勃第九局拿着高层签署的命令，替换了赫鲁晓夫的私人卫队，这个过程惊心动魄。

多年后，《莫斯科晚报》对当年赫鲁晓夫的一名女私人厨师进行了专访，据她回忆，当天刚到工作单位，一群穿着制服的人就把他们控制了起来，押进了一辆大轿车。那场面非常吓人，不禁让人联想到30年代的肃反运动。

好在，他们并没有被送到刑场，而是挨个送回了家里。

女厨师尚不清楚发生了什么，怀着对赫鲁晓夫的担心，她赶到了最高领导人官邸，一开门却看到了克格勃主席谢米恰斯内。对方说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您的主人已经被撤职了。”

谢米恰斯内亲切地安抚道：您安心回家吧，这些事绝对不会牵连到您的。

不仅如此，克格勃还借口“设备损坏”，停掉了赫鲁晓夫的国家别墅的专用通信线路，后者打出的电话都要通过莫斯科的专用交换机。也就是说，赫鲁晓夫的一言一行完全暴露在了政变者的监控之下。

有趣的是，经过多天的监控，他们得出结论：赫鲁晓夫对自己的处境一无所知。

当年贝利亚被捕时，会场外好歹还有几名荷枪实弹的心腹，尚有万分之一的生机；眼下赫鲁晓夫却是彻彻底底的孤家寡人。可以说，倘若政变者们决定不留活口，说赫鲁晓夫同志在爬楼梯时一脚踩空，掉下去摔死了，末了风风光光地办个国葬，恐怕也绝不会有外人发现端倪。

幸好，此时苏联政坛的气氛早就没有这么沉重压抑了。

为保障权力平稳交接，让赫鲁晓夫再多扮演一段时间的“最高领导人”角色。在随后召开的10月全会上，他依旧要出席，不过不能做任何发言。

简而言之，赫鲁晓夫必须要老老实实地陪他们玩几天“过家家”游戏。

意识到翻盘无望后，他试图以自己仅剩的这点利用价值同对方谈判，首先想要争取的便是一个风光体面的退场。

“你们写一份我的退休申请吧，在这个问题上，我完全信赖你们。”

他表示，组织让他住哪他就住哪，若是需要，哪怕远离莫斯科，搬到犄角旮旯都在所不辞。显然，此时赫鲁晓夫也怕自己日后遭到清算。

话音刚落，有人就高声喊道：“何必这样呢？完全没有必要！”意思是完全可以像扔垃圾一般抛弃他，不必如此煞有介事。

随后，大会对解除赫鲁晓夫各项职务进行了表决，近乎全票通过，此刻唯一仍站在赫鲁晓夫一边的只剩米高扬一人。然而，老米也并不是反对扳倒赫鲁晓夫，只是提出给他保留一些虚职，留他最后一点体面。

至此，赫鲁晓夫再无一位老练政治家的沉稳成熟，沮丧落寞已经溢于言表。

根据一些资料，他甚至已经哭了出来。在极其复杂的心情下，他讲出了那段非常有名的历史名言：“我为我们的主席团如此成熟而感到高兴，此刻所做的一切，都是我们党的胜利。”

这不免让人想起当年丘吉尔在二战结束后输掉首相大选，黯然退场时说的那句话：“对伟大人物的忘恩负义，是强大民族的标志。”

细品，二者有异曲同工之妙。

1964年10月14日上午，赫鲁晓夫现身莫斯科伏努科沃机场出席国务活动。现场依旧满是他的肖像和祝福标语，但人们显然已经得知了一切。前两天还拼命讨好他的官员，从他身边来回走过，就跟没有看到他一样。

赫鲁晓夫尴尬地站在那里，有些不知所措，此刻米高扬走了过来，他赶紧与其握了握手。

随后的10月全会上，由勃列日涅夫和苏斯洛夫瓜分了赫鲁晓夫的主持工作。随着全会落幕，权力完成了平稳交接。

不久，当局宣布了赫鲁晓夫的退休消息。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苏斯洛夫在宣读报告时列数了赫鲁晓夫的“罪责”，看上去很不讲情面，却也算是非常客气了。在当时，时任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的波利扬斯基自认饱受赫鲁晓夫“迫害”，写了一份近乎于讨伐檄文的报告，言辞尖酸刻薄，洋洋洒洒70多页。

波利扬斯基曾积极申请由他来做报告，却最终被否决。

高层给出的理由是“做人留一线”，没必要把事情搞得这么绝。但许多历史学家认为，真正原因在于此人并不在苏联未来的计划内，何必给他这个刷存在感、巩固地位的机会呢？

在老实地配合完“演出”后，赫鲁晓夫拿到了他的报酬。我们来看看这位昔日的苏联最高领导人，退休后到底能保持何种生活水准。

据说条件是由勃列日涅夫亲自拟定的，月退休金为新兑换率500卢布。此外，赫鲁晓夫一家仍可以使用位于报的彼得罗沃达利涅耶的伊斯特拉别墅，配有一辆轿车。

一家人可在克里姆林宫食堂就餐，生病可在第4总局医院就医。

赫鲁晓夫说自己家里人多，希望能多发给他100卢布的食堂补助金，他最后得到了70卢布。

那么，这笔钱相当于什么水平呢？

根据1964年的货币汇率，1卢布相当于1.11美元，可以购买6-8个黑面包，牛奶可买约4升，猪肉约1斤，鸡蛋10个。

如果以购买力衡量，赫鲁晓夫一个月的退休金，如今折合人民币大概在1.75万到2.5万之间。虽然这笔钱看着不怎么多，但在当时的苏联，是只有国家顶尖专家和副部长级别的干部才能享受的待遇，足以算得上“特权阶层”。而普通苏联民众的收入，平均只有约100卢布。

可以说，苏联高层为赫鲁晓夫这样一名失败者开出的条件已经相当丰厚了。但对于赫鲁晓夫本人而言，衣食无忧远不能弥补心里的失落。

尤其是在他退休后，克格勃对其进行严密的监视，不准他发出半点政治上的声音。他每天就要面临极其巨大的精神压力，即便侍奉以锦衣玉食，他又怎能从中获得半点满足呢？

若是说他晚年穷困潦倒，精神生活方面的确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