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91岁的周培源散步回家后觉得有点累，他像往常一样，贴在妻子耳旁说“我爱你”，便躺下休息。谁料，这一躺，他再也没有醒来。 周培源的名字几乎成了中国科技发展和国际和平事业的代名词，他相信，科学家不能只待在实验室里埋头研究，而应该把自己的工作同社会进步、国家的繁荣联系起来。 上世纪40年代，他的身影开始出现在国际科技界的舞台上。1946年6月，当时在美国做研究的周培源，和赵元任、吴大猷一起，坐船跨越大西洋，来到英国参加牛顿诞辰300周年纪念会。那是个战后重建的年代，伦敦街头还能看到战争留下的痕迹，但纪念会上的气氛热烈而充满希望，周培源和其他科学家们一起讨论物理学的未来，结下了不少友谊。同年9月，他又马不停蹄地赶到法国巴黎，参加第六届国际应用力学大会。会议期间，他和顾毓琇被选为大会理事，这对他来说是个不小的肯定，也让中国科学家的声音第一次在这样的场合响亮起来。 新中国成立后，国际环境复杂，中国科技界想要跟世界接轨并不容易。周培源却义无反顾地挑起了这份重担。从1949年到1966年，他几乎每半年就要收拾行囊出国一次，先后去了英国、波兰、匈牙利、苏联、民主德国、比利时、加拿大、芬兰、奥地利、印度、保加利亚、日本、瑞士、阿尔巴尼亚和罗马尼亚等十多个国家。 1950年7月，他应邀随团访问英国。那次出访让他印象深刻，回来后，他兴致勃勃地跟同事和学生们讲起伦敦街头的变化，还有英国同行对中国新面貌的惊讶和好奇。他眼里满是对国家形象提升的自豪。同年10月，他又去了波兰，参加第二届世界和平大会。那次会议上，他第一次把科学家的身份和和平使者的角色结合起来，开始为更大的目标奔走。 1955年，他以中国科协首席代表的身份，参加了世界科协大会和执行局会议。从那以后，他几乎没缺席过世界科协的重要活动。1959年，他成了世界科协的名誉秘书，1962年又当选副主席。从那年开始，他一直是中国代表团的团长，带着团队在国际会议上发声。 周培源不光忙着“走出去”，还想办法“请进来”。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科技界需要更多机会跟国际接轨。1963年，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支持下，中国科协成立了“世界科协北京中心”。第二年，这个中心就办了一件大事——“北京科学讨论会”。 1964年的这场会议，来了367位科学家，分别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大洋洲的44个国家和地区赶到北京。11天的时间里，大家交流了299篇学术论文，话题从数学到化学，几乎涵盖了所有热门领域。 毛主席等领导人亲自接见了这些外国朋友，郭沫若和李四光也在会上讲了话。周培源作为中国代表团团长，每天都忙着跟各国科学家聊天，分享经验，还带他们逛了北京的胡同和故宫，让他们不仅了解中国的科技，也感受到中国的文化。 两年后，1966年，我国又搞了个“暑期物理讨论会”。这次来了34个国家和地区的144位物理学家，收到了99篇论文，讨论的都是当时最前沿的东西，比如基本粒子和固体物理。毛主席等人再次接见大家，显示出中国对这件事的重视。这两次会议，不光让世界看到了中国科技的实力，也让国内的科学家们开了眼界。 改革开放后，周培源的担子更重了。他当过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北京大学校长、中国科协主席，外事活动排得满满当当。从1972年起，他接待过美国总统尼克松、卡特、里根，还有30多个国家的部长、议长、州长，20多个国家的驻华使节，以及40多位世界名校校长和科学院院长。艺术家、教授、学生团，他也一个不落，总能聊得热火朝天。 1978年10月，76岁的周培源带队去了美国。这次任务不简单，要谈的是中美互派留学生和访问学者的事宜。谈判桌上气氛紧张，美方态度强硬，但周培源不慌不忙，用流利的英语、坦诚的态度和灵活的策略跟对方周旋。10月20日，他终于跟美方达成了口头协议。两个月后，第一批中国访问学者踏上了去美国的路，紧接着见证了1979年中美建交和邓小平访美的历史时刻。周培源也因此被人们称为中美科技交流的奠基人。 到了晚年，周培源还是闲不下来。1986年，84岁的他当上了“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裁军协会”会长，跑去联合国参加和平问题专家讨论会，还接待了几十批来自世界各地的和平团体。1991年，第41届帕格沃什会议在北京开，他已经89岁了，还带病主持开幕式。会议主席罗特布拉特在讲话时特意提到，34年前，中国科学家就加入了这个运动，然后看向周培源，全场立刻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妻子王蒂澂晚年瘫痪在床，周培源寸步不离地守在妻子身边。他推着妻子晒太阳，看花赏景，给她讲笑话。虽然王蒂澂有时会害羞，让丈夫＂小声点＂，但周培源却毫不在意。在他看来，对妻子好是他最乐意做的事情。 直到1993年，91岁高龄的周培源在散步回家后突然离世。他走得很安详，临终前还不忘在妻子耳边轻声说一句＂我爱你＂。 参考资料 我国近代力学事业的奠基人――周培源．光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