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弥留之际的邓稼先突然提出要去天安门，当车子驶过天安门时，他突然哽咽着问妻子：“你说，30年以后还会有人记得我吗？”妻子听后，眼泪止不住地往下落…… 1986年，一辆轿车缓缓驶过天安门广场，车内坐着的是＂两弹一星＂元勋邓稼先。那时的他已经被癌症折磨得不成人形，但他依然坚持要来到这里。 当车子驶过天安门时，邓稼先突然开口问妻子许鹿希：＂你说，30年以后还会有人记得我吗？＂许鹿希听到这句话，眼泪止不住地往下落。 此时的邓稼先生命已进入倒计时。就在这一年，中央军委做出一致决定，对邓稼先的身份进行解密。 28年的隐姓埋名生涯，终于划上了句点。这位为中国核事业奉献一生的科学家，终于可以以真实身份出现在世人面前。 各大报纸相继刊登了《两弹元勋邓稼先》《邓稼先的情操》等文章，人们这才知道，那惊天动地的核爆蘑菇云竟与这位失踪多年的科学家有关。在过去的28年里，邓稼先参与了45次核试验，其中32次亲临现场，15次担任现场总指挥。 当他的好友、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专程从美国赶来探望时，问起两弹研制的奖金时，邓稼先只是微笑着伸出两根手指。 原子弹10元，氢弹10元，这就是邓稼先获得的全部奖励。当时国家处于困难时期，整个科研组的奖金只有1万元，按照级别划分为10元、5元、3元不等。 即便如此，邓稼先从未有过任何怨言。相反，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仍在思考着中国的核事业发展。他多次向来访的同事强调，要继续努力，不能让其他国家把我们甩得太远。 1979年的一次核试验事故，成为压垮邓稼先身体的最后一根稻草。当时一枚原子弹因降落伞故障坠地摔碎，为了查明原因，他不顾劝阻走进辐射区检查。 这次暴露让他遭受了大剂量辐射，导致肝脏严重受损。1985年，他被确诊为直肠癌，此后病情迅速恶化，全身出现大面积溶血性出血。 回望天安门前的这个问题，或许并非是邓稼先在担忧后人是否记得他。这个问题的背后，是一位科学家对祖国核事业未来发展的深切关注。 1941年，17岁的邓稼先踏入了西南联大的校门。在这所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合并而成的学府里，他遇到了同样热爱物理的杨振宁。 在日军轰炸机的轰鸣声中，两个年轻人常常在废墟中讨论物理问题。即便是在防空洞里，他们也不忘记用煤油灯照明看书学习。 邓稼先和杨振宁就是学校的佼佼者，他们都怀揣着用科学救国的理想。 1945年，邓稼先获得了公费留美的机会，他选择了美国普渡大学深造。在那里，他的刻苦程度令美国同学瞠目结舌，学校甚至为他颁发了＂史上最苦读学生＂的称号。 这种超乎寻常的努力换来了惊人的效率。原本需要3年完成的课程，邓稼先只用了1年10个月就完成了，26岁就获得了博士学位。 1950年，面对美国优渥的工作条件和高薪，邓稼先毅然选择回国。他深知，祖国的发展需要核物理人才。 回国后，邓稼先在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许鹿希结为夫妻。许鹿希来自一个科学世家，她的母亲是居里夫人唯一的中国籍女学生。 1958年，钱三强找到邓稼先，询问他是否愿意参加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工作。 接受任务后，邓稼先立即收拾行装，准备奔赴西北戈壁。临行前，他无法告诉妻子具体去向，只能说：＂我不能告诉你去哪里，也不能和你通信。＂ 从此，邓稼先开始了长达28年的隐姓埋名生活。这期间，他只能偶尔回家探望。 在那个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邓稼先和他的团队只能用最简陋的工具进行研究。没有先进的计算机，他们就用算盘和计算尺；没有完备的实验数据，就靠反复推演和验证。 苏联专家撤走后，整个核武器研究工作陷入了困境。但邓稼先带领团队迎难而上，终于在1964年研制出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 每一次核试验，他都站在最危险的地方。作为总指挥，他总是要求自己首先进入核爆现场，最后一个撤离，这种责任感源于他对祖国和事业的忠诚。 1979年那次核试验事故，成为邓稼先生命中的转折点。一枚原子弹因降落伞故障坠地摔碎，在所有人都不敢靠近的情况下，他第一个冲进了高辐射区。 这次事故的代价是巨大的。回到北京后的体检显示，邓稼先的肝脏已经受到严重损伤。但即便如此，他仍然坚持工作，继续为中国的核事业奔波。 1985年，病魔终于找上了这位不知疲倦的科学家。邓稼先被确诊为直肠癌，接连做了三次大手术，但病情仍在恶化。 即便在病床上，他依然关心着中国的核事业发展。每当同事来访，他总要详细询问工作进展，并反复强调：＂我们一定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 1986年7月，邓稼先的病情进一步恶化，出现全身性溶血。但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他留下的遗言仍是：＂不要让别人把我们落得太远！一不为名，二不为利，但我们的工作就要奔世界先进水平！＂ 邓稼先去世后，作为＂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获得者，他的贡献才逐渐为世人所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