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2月，共产党员周文雍和他的爱人陈铁军被敌人判处死刑，法官问他还有什么心愿，没想到周文雍却说想和妻子拍一张照片。
周文雍穿着一套杂绒西装，因曾受刑，他的右手显得有些僵硬；陈铁军则戴着一顶俏皮的绒线帽，肩披宽幅围巾，双手插在裤袋里。1928年2月6日，受邀采访的记者为他们拍下了人生中的第一张，也是最后一张合影。 这对革命夫妻，尽管常以夫妻名义进行地下斗争，但直到牺牲前才有机会拍下这张“结婚照”。那一年，他23岁，她24岁。面对死亡，他们没有恐惧，反而以微笑迎接革命的曙光。照片发表后，聂荣臻在报纸上看到他们的合影，不禁泪洒衣襟，称其为“刑场上的婚礼”，并把报纸剪下来随身携带，不舍得丢弃。邓颖超听到这一噩耗，泪如雨下，周恩来也深感此事的伟大，感慨道：“这是人间最纯真最高尚的爱情。” 1928年2月6日下午，周文雍和陈铁军被押赴东郊的红花岗。为了制造声势，敌方卫戍区司令部动用了武装士兵、装甲车和摩托车，将两人游街示众。然而，他们毫不畏惧，沿途高喊着“中国共产党万岁！”“拥护苏维埃政府！”等口号，这些声音激励了周围的群众，许多人被他们的坚定所感动。最终，两人到达了分别的时刻。周文雍温柔地将陈铁军送给他的围巾戴回到她的身上，并与她握手告别。陈铁军则用手抓住他脖子上的绳子，确保它不会绑得太紧。两人并肩而立，以英勇的姿态走向了他们的革命终章。 1980年，长春电影制片厂以这对烈士为原型，拍摄了电影《刑场上的婚礼》，该片广为流传，成为人们记住这段革命史的方式之一。电影中的陈铁军高喊着：“让这刑场作为我们新婚的礼堂，让反动派的枪声作为我们新婚的礼炮吧！”为了纪念这对革命夫妻，广东省江门市在百合镇茅岗村修建了周文雍与陈铁军烈士陵园，碑座正面镌刻着两位烈士的革命事迹。
1928年2月，广州的这个寒冬格外漫长。在阴森的监狱里，国民党法官刚刚宣布了对两名共产党人的死刑判决。面对即将到来的死亡，二十三岁的周文雍却提出了一个令在场所有人都意外的请求：他想和陈铁军合影留念。这个请求很快得到了批准。敌人将一身血迹斑斑的周文雍换上了一件半旧的西装，又将陈铁军带到了牢房的窗前。 1924年，周文雍参与领导了反对英法帝国主义＂新警律＂的大罢工，取得了重要胜利。这次斗争的成功，坚定了他走上革命道路的决心。1925年春天，他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后将主要精力投入到工人运动和青年工作中。 1927年的＂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后，革命形势急转直下。为了便于开展地下工作，组织安排周文雍与陈铁军以夫妻的身份共同生活。陈铁军是一位优秀的女共产党员，曾在广东妇女解放协会担任要职，并在邓颖超领导下开展妇女工作。在一次关键时刻，她还曾经设法营救因分娩而处境危险的邓颖超，协助她安全撤离广州。 这对＂革命伉俪＂在工作中配合默契。他们以夫妻名义租房，建立党的秘密机关，走家串户发动工人，逐步恢复被打散的工会组织。在一次次危险的地下工作中，他们互相配合，共同战斗。有一次在玉华坊的秘密会议即将暴露时，陈铁军果断撤除了联络信号，使周文雍和其他同志及时脱险。在短暂的革命生涯中，周文雍和陈铁军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革命伙伴。
夏明翰和郑家钧的爱情，充满了革命的热血和深沉的牺牲精神。1923年6月1日，夏明翰带领工人和学生上街游行，高喊抗议口号，强烈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正当敌人开枪镇压时，郑家钧，一位湘绣女工，冲到夏明翰的身边，用身体挡住了敌人的枪口，将夏明翰救了下来，但自己却中弹，鲜血直流。这个紧急的救援，不仅让他们的生命得以延续，也让他们的心灵紧密相连。尽管夏明翰性格腼腆，郑家钧稍显自卑，两人一直未表露心意。 直到1924年4月，毛泽东在一次到访时，见到夏明翰在洗衣服时笨拙的模样，便开玩笑地对他说：“明翰，该找个媳妇啦！”夏明翰回答道：“我想找，可往哪找啊？”毛泽东趁机建议：“郑家钧不是很好吗？”夏明翰连声称赞：“家钧好！家钧好！”毛泽东便鼓励他尽早结婚。很快，夏明翰和郑家钧便步入了婚姻的殿堂。李维汉、何叔衡、谢觉哉等革命同志在婚礼上为他们贴上了一副喜联：“世上惟有家钧好，天下谁比明翰强。” 李白和裘慧英的爱情则是在非常特殊的背景下诞生的。李白作为党的地下工作者，在上海从事党的秘密电台工作。由于工作性质的特殊性，电台领导人龚饮冰认为李白身边需要一位女同志与他假扮夫妻，以避免引起敌人的怀疑。于是，龚饮冰亲自挑选了裘慧英，将她安排到李白的身边。 两人夜以继日地工作，及时传递党的指示和情报，尽管他们是为了革命事业而结合，但这段关系也逐渐发展出了纯洁的感情。最终，在1940年秋，党组织批准他们结为伴侣。这些革命时期的爱情故事，不仅是英雄和烈士的历史见证，也是革命精神和牺牲精神的象征。他们的爱情充满了坚韧和牺牲，这种情感跨越了个人，成为了那个时代的革命力量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