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长沙城郊梧桐刑场，一名"反革命分子"跪在刑场中央，就在行刑队即将扣动

1952年，长沙城郊梧桐刑场，一名"反革命分子"跪在刑场中央，就在行刑队即将扣动扳机的千钧一发之际，一位身着褐色旗袍的年轻女子突然闯入刑场，她神色慌张地挥舞着手臂，声嘶力竭地喊道："且慢行刑！" 【消息源自：《湘赣边区革命斗争史》湖南省档案馆编，1987年；《谭余保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湖南省公安厅历史档案1952-1975年卷宗】 1952年深秋的清晨，长沙郊外的刑场笼罩在薄雾中。洪宗扬被反绑双手站在土坡上，这个五十二岁的前国民党军官眯起眼睛，看见远处树梢上最后一片枯叶正在风中摇晃。他想起十八年前在茶陵县乡公所第一次见到那个满身泥泞的小女孩时，她辫子上也沾着这样的枯叶。 "姓名？"审判长的喝问打断了回忆。洪宗扬挺直腰板报出全名，声音比想象中平静。作为黄埔二期毕业生，他太熟悉这套程序了——三年前主动向新政府登记历史问题时，就料到会有这天。只是没想到最终站在这里时，最挂念的竟是当年那个总缠着他讲故事的丫头。 1934年那个暴雨夜突然在记忆里清晰起来。时任铲共义勇队副队长的洪宗扬正在乡公所值夜，几个山民押来个落水的女娃。孩子腰间藏着的红布条暴露了身份——那是湘赣游击队联络员的标记。当他看清布条上"谭余保之女"的毛笔字时，茶缸里的水洒了满桌。 "长官，这丫头从崖上掉进溪里......"山民的汇报被洪宗扬抬手制止。他蹲下身擦净女孩脸上的泥，突然对文书说："去给我夫人发电报，就说收养手续明天就办。"这个决定改变了他的一生。妻子多年不孕，而眼前这个共产党头目的女儿，眼睛亮得像星星。 刑场上的寒风把洪宗扬拉回现实。他听见子弹上膛的金属碰撞声，突然听见人群外传来尖锐的汽车急刹。一个穿列宁装的女干部推开卫兵冲进来，牛皮鞋在冻土上打滑差点摔倒。 "爸！"这声呼喊让行刑队齐刷刷转头。谭木兰举着牛皮纸档案袋，头发散乱地粘在满脸的泪水上。她扑到审判席前时，洪宗扬才发现当年那个爱哭的小姑娘，如今眼角也有了细纹。 审判长皱眉敲桌："谭木兰同志，你知道干扰司法程序的后果吗？"档案袋里泛黄的信纸雪花般撒落——1937年洪宗扬暗中给游击队送药品的收据，1943年保护地下党员的证明，还有周恩来在重庆谈判期间亲笔写的"此人可争取"的便条。 "他给我讲《岳飞传》那年，根本不知道我爹是谁！"谭木兰的拳头砸在审判席上，震翻了墨水瓶。她永远记得十四岁生日那晚，养父醉酒后红着眼睛说："你亲爹是条汉子，可惜我们走的路不同。"那时她才知道，这个总被邻居骂"白狗子"的男人，早就认出了她的身份。 三天后，洪宗扬在死囚室里听见铁门开启的巨响。来送饭的狱警突然立正敬礼："奉中央特批，改判无期徒刑。"粗糙的窝头底下压着张字条，上面是谭木兰工整的钢笔字："每周三探视日，等我。" 此后的二十三年里，长沙监狱的看守都熟悉了这个场景：每年冬至，省公安厅的女科长都会拎着保温桶准时出现。1975年特赦令下达时，七十五岁的洪宗扬已经需要搀扶才能走路。他眯着昏花的眼睛，看见来接他的老妇人依然梳着两条麻花辫，就像1934年那个暴雨夜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