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一人杀20万日本人，日本让他道歉，他却说：你们向中国道歉了吗？人要是不要脸起来，什么破事都做得出，一个国家和民族不要脸起来，更加荒唐的事也是做的出来的。就好像2005年的时候，日本政府，居然要求美国飞行员保罗给日本人下跪道歉，而原因居然是在二战期间，他驾驶飞机，在日本广岛投放原子弹。 2005年，一个听上去匪夷所思的要求从太平洋彼岸传来：日本官方公开要求一位年迈的美国前飞行员——保罗·蒂贝茨，为六十年前的一桩旧事下跪道歉。 原因在于，他曾在广岛投放过一枚原子弹，导致20万日本人丧生。 面对这番荒唐的指责，保罗·蒂贝茨闻言只是冷冷一笑。 他一句掷地有声的反问，不仅撕下了某些人虚伪的面具，也让一段被刻意模糊的历史再次清晰地摆在世人面前。 要理解蒂贝茨的反应，就必须回到六十年前那个绝望的夏天。 一九四五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欧洲战场尘埃落定，德国纳粹被完全摧毁。 可是在太平洋，穷途末路的日本军国主义却依旧在做着“本土决战”的迷梦。 即便海空军主力尽失，本土也持续遭受轰炸，他们仍然拒绝清醒。 盟国发出的《波茨坦公告》无异于最后通牒，要求其无条件投降，可日本高层却置若罔闻，甚至还指望当时中立的苏联出面斡旋，说白了，就是想尽办法拖延时间，苟延残喘。 这种顽固不化的态度，让盟国高层不得不面对一个残酷的计算：如果强行登陆日本本土，参照冲绳战役的惨烈程度，美军的伤亡可能高达五十万到八十万人，而日本军民的伤亡，恐怕会突破数百万。 战争每拖延一天，都意味着成千上万生命的消逝。 更紧迫的，是地缘政治的算盘。苏联承诺在德国战败后对日宣战，并已蠢蠢欲动。 果然8月8日，苏联红军出兵中国东北。 美国决策层很清楚，如果战争继续拖下去，苏联将在远东获得更大的影响力，甚至可能抢先登陆日本，让战后世界格局变得无比复杂。 他们急需一种能瞬间粉碎日本抵抗意志的手段，尽快结束这场浩劫。 于是那件拥有空前毁灭力量的新武器——原子弹，浮出了水面，成了当时那个绝境之下，唯一看似可行的选择。 这个历史性的重担，最终落在了保罗·蒂贝茨上校肩上。 他是一名经验丰富、心理素质极其稳定的飞行员。他深知自己将要投下的，是一枚会改写历史的武器。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他甚至随身带了毒药，准备在飞机被击落或发生故障时，毫不犹豫地自尽，绝不让秘密落入敌手。 一九四五年八月六日，他乘著艾诺拉·盖伊号B-29轰炸机，将人类首枚真正投入实战的原子弹“小男孩”，投到了广岛。 一瞬间，一座城市从地图上被抹去，刺目的闪光和毁灭性的冲击波之后，是席卷一切的火海与废墟。 然而，广岛的惨状，并没有立刻敲醒东京的战争狂人。 日本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内部依旧为主战还是主和争论不休。 直到三天后，第二颗原子弹“胖子”因天气原因从原定目标小仓转向长崎，再次造成数万人死亡；与此同时，苏联红军横扫中国东北的关东军，彻底断绝了日本最后一丝外交幻想。 这一天，日本天皇最终还是在八月十五日发表了对日本的无条件投降的声明。 从时间上来说，那两枚原子弹，还真是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战后，蒂贝茨被视为英雄，但也成了某些和平主义者口诛笔伐的对象。 面对那些说他“精神备受折磨”的传闻，以及后来日本官方的要求，他始终保持着清醒和坚定。 那么，他究竟是怎么回应的？ 他没有长篇大论地辩解，只是冷静而锋利地反问了一句：“你们日本人，什么时候为南京大屠杀道过歉？” 一句话，就把他的伪装给拆穿了。 蒂贝茨看到了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记录，他对日本在亚洲所做的种种残暴行径非常了解。 在他看来，自己的任务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为终结一场更大的浩劫而不得不采取的行动，是一种“必要的恶”。 他拯救的，是那些本可能在登陆战中死去的盟军士兵和日本平民的生命。 他坚信，真正需要道歉的，是发动战争的日本，是那些应该向被屠杀的中国人民和亚洲受害者谢罪的人。 广岛和长崎的悲剧是真实的，核武器造成的平民伤亡也确实是惨剧。 可令人愤慨的是，战后日本的某些历史叙事中，他们很擅长扮演“受害者”的角色，反复诉说核爆的伤痛，却对自己亲手发动的侵略战争，以及在南京等地犯下的滔天罪行，选择性地含糊其辞。 这种只谈结果、不问前因的“受害者”叙事，究竟是对历史的无知，还是对人类良知的又一次挑衅？ 原子弹的悲剧，根源在于日本军国主义的顽抗。 它的客观结果，是加速了战争的终结，避免了或许更为惨烈的本土登陆战。 历史无法假设，但忘记历史，尤其是忘记自己犯下的罪责，才是对和平最大的威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