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地地方政府纷纷成立“人工智能发展局”，这透露出什么信号？ 2025年以来，从深圳龙岗区的全国首个人工智能（机器人）署，到温州、珠海的市级专责机构，再到广州海珠区的实体化区级部门，多地密集成立人工智能发展相关机构，形成“挂靠—独立—实体化”的三级演进态势。这一行政架构的创新调整，绝非简单的机构叠加，而是地方政府在科技革命浪潮中主动求变的战略选择，透露出关乎发展全局的多重深层信号。 这标志着人工智能已从“产业选项”升级为“城市战略核心”。过去，人工智能多作为技术工具分散于科技、经信等部门的职能范畴，如今专门机构的设立，意味着其地位上升为决定城市未来竞争力的关键赛道。温州提出到2027年底建成千亿级人工智能产业集群，珠海规划数万P算力规模并推出“算力券”“模型券”，海珠区聚集近8000家泛人工智能企业，各地的具体实践印证了同一逻辑：通过集中资源破解多头管理、资源分散的治理难题，将人工智能培育为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引擎。这种战略升级背后，是地方政府对“不能缺席、不能落后”的时代共识，更是对中央“人工智能+”行动的制度化承接。 这彰显了治理体系向“专业化、协同化”转型的必然趋势。人工智能的跨领域特性，决定了其发展不能依赖单一部门的碎片化推动。各地新设立的机构虽模式各异，但核心职能高度趋同：统筹算力、数据、算法等关键要素，搭建“产学研用金”协同创新平台。扬州创新构建“行政统筹+事业支撑+国企运营+行业自律”的四位一体架构，实现数据要素与人工智能的深度协同；海珠区成立正处级实体化部门，专门负责场景开放、企业引育和基础设施建设，彻底打通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这种治理变革，本质是政府从“管理者”向“生态构建者”的角色转变，通过专业化团队、固定编制和专项预算，为人工智能发展提供常态化、系统性的制度保障。 这释放了“场景驱动、要素聚合”的产业发展新逻辑。人工智能的产业化离不开应用场景的滋养和核心要素的支撑。各地人工智能发展局的核心举措，均围绕“场景开放”与“要素供给”双向发力：珠海依托经济特区优势，向企业开放城市治理、制造业升级等高价值场景，探索可全国推广的应用标杆；深圳发放“语料券”促进数据共享，东莞推出最高1500万元“模型券”支持二次开发，以政策工具破解数据短缺、应用不足的产业痛点。这种“政府搭台、企业唱戏”的政企共治模式，打破了技术创新与产业应用之间的壁垒，推动人工智能从实验室走向千行百业，形成“场景—技术—产业”的正向循环。 从沿海发达城市到区域中心城区，人工智能发展局的密集挂牌，是中国经济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生动注脚。它既体现了地方政府抢抓科技革命机遇的战略自觉，也反映了治理能力适配产业升级的时代要求。未来，随着更多地区加入这一行列，人工智能将在制度保障下加速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培育新质生产力注入持久动力。这场静悄悄的机构变革，正在重塑城市竞争格局，书写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