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台北马坑刑场。一对来自福建莆田的夫妻，紧紧挽着手走向刑场。丈夫突然轻声对妻子说：“看，家乡木兰溪边的花，该开了。” 这句轻得像叹息的话，没有人听见回应。他叫薛介民，47岁，曾是国民党空军雷达学校的教官。妻子姚明珠，45岁，是台北一家诊所的医生。 十几年前，他们以一对普通军眷的身份落脚台湾，没有枪声，也没有暗杀任务。他们的“战斗”，是在白天为病人接诊、为部队讲课，晚上关灯前互相提醒哪句话该避开、哪一封信得烧掉。 1948年，他们奉命前往台湾潜伏。那时解放战争胜局已定，但情报工作必须提前布局。薛介民主动请缨，用飞行员的背景和过去在国军中的资历作掩护。 姚明珠也答应一同前往，身份是医生。他们的任务明确：建立情报联络点，发展可用对象，长期潜伏，等待信号。 到台湾后，他们迅速“融入”平民生活。薛介民在空军雷达部队任职，教学刻板认真，从不参与私人圈子。他在讲授雷达构造原理时，经常用复杂的数据和死板的军规掩盖内心的敏感。 他清楚，任何一次闲话都可能毁掉全盘。 姚明珠在医院做妇科医师，为病人细致耐心，后又自己开诊所。她利用看诊便利，为进出人员传递情报、递送材料，有时诊所夜里还灯火通明，那并不全是病号，是等待指令的人。 情报线破裂就在1958年，一名上线遭到捕获，随后一个联络点暴露。调查机关顺藤摸瓜，三个月后，薛介民在军中被带走，姚明珠在诊所被捕。 关押在台北看守所期间，两人分开审讯。他们从未有机会对证口供，也没能再对话。薛介民被指控为“潜伏中共间谍”，指挥渗透空军内部人员。 姚明珠被定为“共谍支援者”，并列为“策反主线人员”。他们都未承认具体指认对象，所供内容只有自己。 直到1962年末，案件结案，判以死刑。 临刑那天，薛介民只是看了眼天边，说那句关于木兰溪的话。他想起的是自己小时候站在溪边扔石子，姚明珠站在不远的桥头。 直到1988年，台湾解禁，长子薛人望才通过多方打听，找到当年的看守所记录。又过了二十多年，才与大陆方面取得联系。 他们的沉默、坚持、谨慎、隐忍，支撑了一个国家情报系统最隐蔽的一段历史。他们没有手持钢枪，却一样捍卫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