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愿军战俘2.1万，绝大部分是1951年5月间在第五次战役后期被俘的，其中原国民党军俘虏成分占70%左右，是第三兵团刚从西南地区补充的解放官兵。坚决要求回国被美方称为“亲共战俘”的有6000多人，多是党团员和干部。1.4万人去了台湾。 1951年5月，第五次战役后期。当时咱们的部队穿插得太深，后勤补给完全跟不上，很多连队面临着弹尽粮绝的绝境。人在连树皮都没得啃、连站都站不稳的时候，求生欲会压倒一切。那些从西南地区刚刚整编过来的原国民党籍士兵，换上志愿军军装没多久，思想根基和战斗意志客观上确实不够扎实。在突围无望、负伤昏迷的极端残酷环境下，他们落入了美军的战俘营。 这是一种难以名状的悲剧。这帮二十岁出头的年轻人，或许根本不懂什么叫国际博弈，他们只是在一场接一场的战争中换了番号，接着又在异国他乡的死人堆里捡回了一条命。 被俘，仅仅是他们苦难人生的第一步。真正的炼狱，在巨济岛战俘营。 美国人当时想搞政治宣传，违反《日内瓦战俘公约》，搞出了一个所谓的“自愿遣返原则”。为了把戏做足，他们直接把台湾国民党当局的特务放进了战俘营。你可以想象一下当时的画面：铁丝网外是美军的机枪，铁丝网内是天天拿着大喇叭洗脑、威逼利诱的特务。 这些特务的手段极其毒辣。他们许诺黄金、官职，同时又恐吓这些有着“前国军”身份的战士，吓唬他们一旦回大陆就会遭到严厉审查。更令人发指的是，特务们强行在战俘的胳膊上、胸口上刺下侮辱性的反共标语。 这些刺青，成了这群战俘身上一辈子都洗不掉的烙印，也成了他们午夜梦回时最痛的伤疤。 当然，面对刺刀和毒打，依然有铁骨铮铮的汉子。志愿军180师政治部主任吴成德，在敌人的严刑拷打下死不低头，遣返时已经被折磨得不到90斤。年轻战士张子龙因为拒绝参加反共游行，硬生生被毒打致死。最终，有6000多名像他们一样坚不可摧的党团员和干部，哪怕脱层皮也坚决要求回国。 剩下的1.4万余人，在1954年1月搭上了美军的登陆艇，一路摇摇晃晃，被运到了台湾基隆港。 台湾当局把这天包装成了所谓的“自由日”，蒋经国亲自带人在码头上搞了盛大的欢迎仪式。表面上锣鼓喧天，把他们捧成“反共义士”，可实际上呢？这些人脚底板还没站稳，就被拉到了台北市郊的“心战总队”进行思想训导。 国民党高层精明得很，他们根本不信任这些从大陆过来的战俘。两个月训导结束后，绝大多数人被塞进了国民党军队的最基层。他们没有拿到承诺的黄金，也没有迎来所谓的“自由”，迎接他们的是无休止的猜忌、监视和最苦最累的杂役。 咱们来看看志愿军营职干部文晓村的遭遇。 文晓村经历很特别，他当年在深山老林里打游击坚持了一年多才被美军抓住，美军觉得他生命力太强，硬说他是间谍，把他关在琉球的监狱里。后来他被直接押送到台湾。到了台湾，文晓村脾气很倔，直接跟国民党说，我只求当个普通老百姓过日子。 就因为这句话“思想不合拍”，文晓村被丢进了专门关押政治犯的绿岛监狱，足足考察了一年多才被放出来。分配到嘉义教导营的李国安等五人遭遇更惨，就因为私下结拜、发了几句牢骚，被人举报后，两人直接被判死刑，三人无期徒刑。 在那种高压环境下，去台老兵们活得如履薄冰。 等到他们年纪大了，从军队退役，真正的生存危机才刚刚开始。他们面临着“三无”绝境：无亲人、无家庭、无住房。那会儿的台湾男多女少，这帮操着各省口音、文化程度不高、没钱没势甚至身上带着刺青的外乡老头，根本娶不到媳妇。极少数成家的，娶的也多是身体有残疾的本地女子。 为了安置这些孤苦伶仃的老光棍，台湾当局修了所谓的“荣民之家”。桃园县的收容所最多时挤进去了3000多人。这几千个老头蹲在屋檐下，抽着闷烟，眼巴巴地望着台湾海峡的方向。他们的人生，仿佛在那场战争中就已经停滞了。 命运把他们碾进了泥里，但也总有人拼命想开出花来。 前边提到的文晓村，凭着对诗歌的热爱，在退役后以45岁的年纪考上了台湾师范大学国文专修科。毕业后，他硬是靠着笔杆子在台湾诗坛打下了一片天，成了一名受人尊敬的中学教师，后来还促成了两岸三地诗歌的交流。但这样成功逆袭的例子，在那1.4万人里，实在太少太少。 到了八十年代，两岸关系终于开始解冻。1987年台湾解除长达38年的“戒严令”，允许老兵回大陆探亲。消息一出，无数白发苍苍的老兵抱头痛哭。 其实，有些老兵根本等不到解严那一天。思乡的煎熬早就把他们逼急了。1974年，原志愿军战俘杨通达想尽一切办法，绕道日本，终于踩在了老家贵州黄平县的土地上。1979年，黄永斌绕道香港回到了广西天等县。最曲折的是原志愿军飞行员战俘罗志芳，1986年他以旅游的名义先飞到泰国，又倒腾到缅甸，最后从边境入境，才摸回了湖南溆浦县的老家。 七十多年过去了。当年那些二十出头的毛头小伙，如今基本都已魂归尘土，极少数还在世的也是百岁老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