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10月，保卫人员向许世友报告：司令，有人要见你，许世友吼了一声：不见，当许世友一听是陶勇的4个孩子时，立即叫警卫员去接。



1967年的南京，特殊年代里，很多人都小心翼翼，生怕一句话、一件事给自己惹来麻烦，就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件意外的事情，让身经百战的许世友第一次在身边人面前失了分寸。

警卫员进来报告，说门外有人求见。许世友正忙着处理事务，头也没抬就摆摆手，说了一句不见。

可警卫员走近后低声补充了一句话，许世友整个人愣住了，几乎没有任何犹豫，连外套都顾不上穿，光着脚就冲出了房门。门外站着4个孩子。

最大的不过十二三岁，最小的只有七八岁，衣服破旧，脸上沾满灰尘，眼神里写满了害怕和无助。他们不是别人，正是老战友陶勇留下的几个孩子。

看到这一幕，许世友久久没有说话，这些孩子，他几乎都是看着长大的。陶勇和他一起经历过枪林弹雨，从红军时期一路并肩战斗到新中国成立，两个人之间的感情，早已不是普通同事能够相比。

可就在1967年初，陶勇突然出事，后来又传出妻子遇难，整个家庭一下子失去了依靠。家被查封，几个孩子没人敢收留，只能四处漂泊，辗转许久，最终一路找到南京，把许世友当成了最后的希望。

面对几个孩子，许世友缓缓蹲下身，本想伸手摸摸他们，却又把手收了回来。他担心自己平日严肃的样子，会把孩子吓到。

这个战场上面对枪炮都不曾退缩的将军，那一刻眼眶却红了，没有多余的话，他立刻把孩子领进屋，转身就让警卫员准备热饭，再找几套干净衣服。

饭菜端上桌后，几个孩子显然已经饿了很久，抓起馒头就往嘴里塞，看得许世友一直沉默，他知道，从这一刻开始，自己也将承担新的压力。

那个年代，谁和陶勇家属走得近，谁就可能受到牵连。秘书很快提醒他，为了避免麻烦，不如先把孩子安排到招待所。

话音刚落，许世友脸色就沉了下来，他直接表示，陶勇是什么样的人，自己最清楚，事情没有最终结论之前，谁也不能随便给别人扣帽子。

更重要的是，大人的事情不能让几个孩子承担后果。孩子就住在自己家里，哪里都不去，果然，没有过多久，消息还是传开了。

有人聚集到大院门口，大声要求把所谓的问题人员家属交出来。许世友亲自走到门前，当场警告所有人，这里属于军事区域，任何人不得随意进入。面对他的强硬态度，围观人员最终只能陆续散去。

外面的压力暂时挡住了，更大的压力却来自调查。后来，有人专门反映许世友包庇陶勇家属，很快调查人员来到家里，希望他主动把几个孩子交出去。

面对一次次施压，许世友始终没有改变态度，他明确表示，陶勇的问题尚未有最终结论，不能随便定性。

退一步来说，就算父母存在问题，也不能把责任转嫁给孩子。他告诉调查人员，几个孩子就在自己这里，谁想动他们，先来找自己。

事情虽然暂时过去，可许世友心里始终清楚，只靠自己硬扛，并不是长久办法，为了孩子能够更加安全成长，他想到了老部下肖永银。当时肖永银担任装甲兵司令员，接到许世友请求后，没有任何犹豫便答应下来。

当天晚上，一辆军车悄悄离开南京，把几个孩子送到了肖永银家中。为了减少外界关注，对外统一说是乡下亲戚家的孩子，还特意改了名字。

肖永银夫妻俩把几个孩子当成亲生子女照顾，宁愿自己节省一点，也尽量让孩子吃饱穿暖，许世友同样一直惦记着他们。

每个月，他都会从自己的工资里拿出30元补贴孩子生活。为了省钱，他连平时喜欢抽烟的习惯都减少了很多。妻子田普则把家里的旧军装拆开，重新缝制成适合孩子穿的新棉衣。

更细心的是，许世友专门叮嘱所有人，不要在孩子面前提起陶勇夫妻的事情，尤其不能告诉年纪最小的女儿母亲已经去世，只告诉她妈妈去外地工作，很久以后就会回来。

随着时间推移，几个孩子慢慢走出了阴影，许世友经常过去看望他们，不善言辞的他，很少讲大道理，只会拍拍孩子肩膀，再从口袋里掏出几块水果糖递过去，就是这些简单的举动，让孩子们逐渐放下戒备，也重新露出了笑容。

后来，孩子们长大了，许世友又开始替他们规划未来，大儿子希望参军，他亲自安排进入部队，同时特别交代，不允许给予任何特殊照顾，一切按照正常标准严格训练。

几个女孩，他则建议学习护理专业。他觉得，掌握一门技术，将来无论走到哪里，都能够靠自己的本事生活。

事实证明，他的决定没有错，大儿子后来凭借自己的努力考入军校，成长为一名海军军官。几个女孩也陆续进入医院工作，逐渐成长为业务骨干。

很多年里，许世友很少主动提起陶勇，可每当一个人安静下来，总会坐在陶勇留下的照片前默默发呆。

他始终没有忘记，当年一起出生入死的兄弟，1985年10月，许世友在南京病逝，享年80岁。

追悼会上，当年那几个被他救下的孩子全部赶来送别。已经成为海军军官的大儿子穿着整齐军装，在灵前重重磕下三个响头，此时，陶勇的冤案早已得到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