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印度专家说得一点不假，自打莫迪掌权，不仅在和中国打交道时处处制造对立、没做过一件有利的事，国内营商环境更是被折腾得乱象丛生。辛格时期辛苦铺垫的营商条件，落到莫迪手上几乎全盘受损。

辛格给印度留下的主要经济遗产，就是扩大开放、放宽管制，让印度更深入地参与国际贸易、资本和技术流动。印度总理府对辛格的官方评价也承认，他推动全面经济改革的作用受到广泛认可。

辛格的政策当然不是没有问题，但他的基本方向很明确：政府负责制定规则，企业按照规则投资经营，印度依靠开放获取资金、市场和技术。

到了莫迪时期，政策思路明显发生变化。安全审查增加了，本土生产要求增加了，进口限制增加了，行业标准和审批程序也越来越多。

政府希望通过行政手段保护本国企业、减少进口依赖，这个目标本身可以理解，但问题在于，很多政策缺乏稳定性，企业很难准确判断审批需要多长时间，哪些产品会突然被限制，哪些投资会被重新审查。

这不是外界故意挑印度的毛病。印度政府自己发布的《2025—2026年度经济调查》就承认，官僚体系中的避责心理、责任分散和程序主义，会削弱政府的执行能力。

报告还直接指出，审批、许可和争议解决一旦缓慢或者结果不确定，再好的产业政策也可能失败。

企业最怕的从来不是正常监管，而是标准不清、时间不定和不同企业受到不同对待。

大型跨国企业资金充足，可以聘请律师，可以长期等待审批，也可以承受政策调整。中小企业和刚进入印度的投资者却承受不起。

一个项目晚半年投产，厂房租金、人员工资、贷款利息都要继续支付。一个零部件突然被限制进口，整条生产安排都要重新调整。

这些具体成本，最终都会反映在产品价格、就业数量和企业投资意愿上。

印度制造业的数据就很说明问题。2025—2026财年，印度制造业实际增加值增长了10.7%，表面上确实不错，但制造业在名义增加值中的占比仍然只有15%。

对于一个人口超过十亿、长期强调发展制造业和增加工业就业的国家来说，这个比例还远远不能证明转型已经完成。

就业数据更加直接。印度官方调查显示，2025年15岁至29岁青年失业率为9.9%，15岁至29岁人口中，有25%既没有就业，也没有接受教育或者培训。

制造业吸收的就业人口只占全部就业人口的12.1%，农业却仍然占43%。这说明印度经济增长很快，但能够向普通年轻人提供的稳定工业岗位仍然不足。

莫迪政府在处理对华经济关系时，问题表现得更加明显。

印度2020年开始对来自陆地接壤国家的投资实施政府审批，实际受影响最大的对象之一就是中国企业。

到了2026年，印度调整相关规定以后，来自这些国家的企业和公民投资印度，仍然必须经过政府渠道；涉及最终受益所有权变化，同样需要事先批准。

印度当然有权审查涉及国家安全的投资，但把普通制造业、消费电子、零部件供应和技术人员交流都放在高度政治化的管理环境中，损失最大的未必是中国。

中国企业可以选择其他市场，印度企业却要面对现实的供应需求。这就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问题：印度一方面限制中国资本、技术人员和部分企业进入，另一方面又继续大量购买中国制造的零部件和工业产品。

这种做法并没有真正降低印度对中国产业链的需求，只是减少了中国企业直接在印度设厂、转移技术和培养当地供应商的可能性。

印度需要的产品仍然要进口，就业和税收却不一定留在印度。对中国制造设置限制，并不会自动产生印度制造，这是莫迪政府最应该正视的现实。

在我看来，莫迪政府最大的失误，不是印度经济没有增长，而是没有充分利用增长时期完成制度改革。

GDP可以在几年内快速上升，企业对政策的信任却需要长期积累。

印度继续把经济问题政治化，把正常商业合作当成对外施压的工具，最终增加的是印度企业的成本，减少的是印度年轻人的就业机会。

印度有市场、有人口，也有发展制造业的条件。但只要营商规则继续受到政治关系影响，只要审批效率和政策稳定性得不到真正改善，印度就很难把人口规模转化成完整的工业能力。

这个问题不解决，再漂亮的增长数据，也掩盖不了制造业占比偏低、青年就业压力较大和货物贸易逆差持续扩大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