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岭笑谈 2026年7月19日，我跟着“一叶茶”实践队去了东平。从彭集镇的大棚区到接山镇的桃林，再到傍晚湖边的蚊子堆里，我总算明白了一件事：课本上的“耕地非粮化””五个字，落到地上，是八万元一个大棚，是三年心血被一场秋汛泡烂，是王大爷手机里那张淹了一半的果园照片。曲阜师范大学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青春三下乡暑假社会实践

去之前，我以为自己是去“调研”的。带着问卷、带着录音笔、带着一肚子从论文里扒来的概念，觉得自己像个微型专家。刘奶奶掀开地膜给我抓土的时候，我还在脑子里过“土壤盐渍化的形成机制”——她攥了一把土，轻轻一攥，说：“板了，种不动了。”几个字，比我背过的三页概念都重。

王大爷更直接。我问他为啥改种桃树，他说：“种粮一亩七八百，种苹果好的时候过两万。”我下意识想接“但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因为他紧接着翻出手机，给我看2021年黄河秋汛的照片——水退了，树泡烂了一半。“滩区种地，看天吃饭。”他说这话的时候，手指在屏幕上划得很慢，像在抚摸那些烂掉的根。

我突然觉得自己很可笑。那些我在课堂上侃侃而谈的“政策引导”“经济补偿”，在他们面前轻得像一层纸。不是纸不好，是我没沾过水，不知道纸一湿就透。

问卷收上来，“收益太低”是勾选最多的选项。但我现在再看这四个字，看到的不是数据，是刘奶奶大棚里每年一万五到两万的纯收入背后，那个造价八万的标准棚、那些越来越重的土传病害、那片已经开始盐渍化的地。是王大爷补种耐涝品种时，心里清楚“水患”这把剑还悬在头上。

我问他们知不知道“耕地非粮化”政策。王大爷说：“听说过不让在好地上种树，但滩区这地，种粮怕淹、种树怕淹，政策到底咋规定，村里开会也没讲透。”老果农更干脆：“滩区的地，种啥能活就种啥，政策的事太远，眼前的水患太近。””

我站在那里，手里还攥着问卷，突然不知道该往哪个框里打勾。

回去的路上，我一直在想这件事。不是想“怎么解决”，是想“我凭什么觉得我能解决”。我连大棚里湿度多少算合适都不知道，连一场秋汛对果园意味着什么都没概念，却敢在问卷里设计“您对耕地保护政策的满意度”这种题目。满意度？他们的满意度里，有多少是“算了，填吧”的敷衍，有多少是“说了也没用”的沉默，我根本分不清。

这次实践没让我变聪明，让我变安静了。安静到能听见自己以前说话有多吵。以前我觉得，学地理的，懂遥感、会GIS，下去就是“用技术赋能乡村”。现在我知道，技术赋能不了连具体条文都没讲透的政策认知，赋能不了“种啥能活就种啥”的生存逻辑。我能做的，先把嘴闭上，把耳朵打开，把脚踩进土里——不是去“采集数据”，是去感受那种脚踩下去，土是松是紧、是干是湿、是活是死的区别。

我把带回来的一点土装在玻璃瓶里，放在书桌上。室友问这是啥，我说东平的土。她凑近闻了闻，说没什么味道。我笑了笑，没解释。那个味道要在大棚的湿热里蒸过、要在桃园的蝉鸣里晒过、要在农户的叹息里浸过，才能闻得出来。是汗味，是盐渍的涩，是某种说不清的沉。数据会归档，照片会存进硬盘，但那个味道会一直在。它提醒我：别急着在纸上画箭头，先去看看箭头指向的地方，人是怎么活的。

乡村振兴这道题，我还在找自己的位置。但至少现在我知道了，我不是去答题的，我是去学习的。而学习的第一步，是承认自己什么都还没学会。（通讯员 郭鑫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