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青海解放以后，他瞧见解放军帽檐上的红五星，对执勤的战士开口说道：“我叫廖永和，是西路军副营长，我要回部队。”

信源：西路军流落失散人员小传．酒泉党史网

1949年9月，青海西宁东关大街，一支解放军队伍正踩着整齐的步伐进城。

路边挤满了看热闹的老百姓。

人群里有个中年男人，穿着袖口起毛的旧羊皮袄，皮肤黑得像锅底，手指关节粗得吓人。

乍一看，跟当地放了半辈子羊的牧民没任何区别。

可当他的眼睛对上战士帽檐上那颗红五星的时候，整个人像被雷劈了一样，僵住了。

他往前挪了几步，走到一个站岗的年轻战士面前，用一条瘸腿勉强站稳，开口说了一句话。

他说自己叫廖永和，是西路军红30军269团的副营长，他要归队。

战士看着眼前这个满身羊骚味、汉语都说不利索的牧民，愣了一下，赶紧把情况往上报。

没人能想到，这个在草原上消失了12年的男人，真的就是12年前那支几乎全军覆没的西路军里的幸存者。

把时间拨回1937年3月，河西走廊，祁连山。

那年冬天冷得邪乎，雪没到膝盖。

西路军已经在甘肃和青海的戈壁雪山上打了5个月，从1936年10月西渡黄河开始，就没有停过。

没有补给，没有援军，子弹打一颗少一颗。

战士们穿着单衣，脚上裹着破布条，在雪地里一守就是几天几夜。

廖永和当时是269团2营副营长。

他带着部队卡在一条山沟口子，任务是拖住敌人，掩护主力撤走。

那一仗从天亮打到天黑，黄昏的时候，马家军的骑兵冲了上来。

一颗子弹从侧面打进廖永和的右腿，他整个人摔在雪地里，血把身下的雪染成了暗红色冰块。

身边的战友要背他走，他推开了。

他知道自己的腿废了，跟队伍走就是拖后腿，到时候全队都得完。

他连推了好几次，用军令逼着战友们撤，战友走了，枪声远了。

他一个人躺在山沟里，手攥着腰上别着的手榴弹，心想如果敌人搜山搜到这儿，就拉弦同归于尽。

结果来的不是敌人，是一个蒙古族牧民。

这个牧民路过山沟，看见雪地里有个当兵的还有气，把他扶上牛背，带回了自己的帐篷。

这一住，就是12年，牧民夫妇给他敷草药，养了两个月他才能坐起来，养了一年才能勉强走路。

右腿彻底保不住了，落了个终身跛脚。

河西走廊那时候到处是马家军的关卡，专门抓西路军掉队的人。

一个瘸子根本走不出这片草原，他只能留下来。

他学会了放牧，学会了背水，学会了搭帐篷，学会了用蒙古语跟人讨价还价。

当地牧民都管他叫老廖，没人知道他当过兵。

他每年春天都会一个人爬上附近的高地，朝着东边看很久。

没人知道他在看什么，他怀里一直揣着一样东西。

是一枚红五星，从1936年渡黄河之前的军帽上拆下来的。

他用好几层旧布包着，贴身放着。

12年风吹日晒，红布褪色了，五角星的边角磨得发白，可他从来没丢过。

草原上那些安静得能听见风的夜里，他会把这枚红星掏出来，在油灯底下摸了又摸。

1949年9月，消息传到了草原上。

说解放军打进了青海，说当年的红军回来了。

廖永和正在修羊圈，手里的活儿一下子停了。

第二天，他搭了一辆拉盐的牛车往西宁走。

牛车走不了的路，他就用两条腿走。

脚底磨出了血泡，扯块破布裹上接着走。

到了西宁，他站在路边等了一上午，终于等到了那支队伍。

看见红星的那一刻，他12年的等待全都有了出口。

军管会的人把他接进去，问他话。

他的汉语已经生疏了，说几句就得蹦几个蒙古词，但一问到部队番号、牺牲战友的名字、当年行军的路线，他张口就来，一个字都不差。

组织上又去草原上找当年收留他的牧民核实，又翻了西路军的档案比对。

所有的信息都对上了。

省军区的领导亲自来见他，给他敬了一个军礼。

这个在草原上放了12年羊的瘸腿男人，终于穿回了军装。

后来他当了基层干部，在高原牧区挨家挨户登记人口、划分草场。

1952年，他专门绕道回了一趟祁连山的石窝山，站在当年阻击战的山沟口，给那些没能走出雪山的战友烧了纸。

再后来他定居安徽，家里常年挂着一面五星红旗。

在我看来，廖永和这12年，最难熬的不是风雪，不是伤病，不是语言不通，而是每一天都活在一种不确定里。

不知道队伍还在不在，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回去，不知道那些牺牲的战友有没有人记得。

可他就靠着一枚磨得发白的红五星，硬生生撑了12年。

这种东西叫信仰，现在很多人觉得这个词太大太虚，可放在廖永和身上，它就是贴身藏了12年的一块红布，就是瘸着腿也要走回队伍的那一步。

这比任何豪言壮语都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