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关在监狱里的田仲樵，被逼着给日军洗衣服。可洗着洗着，她突然发现了一条熟悉的裤子﹣﹣那是她丈夫的！
 
膝盖处有块补丁，是她亲手缝的。半个月前，丈夫说要去保定跑生意，可他的裤子，为什么会出现在日军监狱？
 
田仲樵没有声张，她把裤子拧干，叠好，压在洗净衣服的最上面。到了放风时间，她装作无意地观察院子，果然看见丈夫穿着另一条裤子，站在东侧平房门口，恭恭敬敬地和一名日本军官说话。
 
那个瞬间，她明白了，丈夫投靠了日军。
 
问题还不止这一层。她被捕时一直冒充逃难村妇，对外只说自己叫陈嫂。丈夫知道她的真实身份，也清楚她平时半夜出门并不是为了串门。一旦他开口，她随时可能暴露。
 
几天后，田仲樵被带进审讯室。日本军官坐在里面，丈夫也在旁边，身上换了新做的绸衫。军官问她，丈夫说你不是普通村妇，半夜出门到底去做什么？
 
田仲樵看向丈夫。对方眼神闪烁，嘴唇动了几下，最后只挤出一句，让她赶紧承认，说皇军会优待她。
 
她没有解释，也没有求饶，只是挺直身子回答，自己不认识这个人，丈夫早在去年冬天病死了。
 
丈夫当场变了脸，站起来指着她大骂，说自己就是她男人。田仲樵却不再接话。
 
这一步很险，为什么她要当众否认丈夫？因为她看准了一个关键，丈夫好面子，也怕担责任。他本想靠揭发妻子换取一份功劳，可妻子一旦不认他，这份功劳就没了，他反而成了一个无法证明身份的人。
 
日本军官看了看两人，显然起了疑心。审讯没有继续，丈夫也被弄得十分难堪。
 
接下来的日子，田仲樵照常洗衣、吃饭、放风，表面上没有任何变化。她从同牢房的刘大姐那里听说，那个新来的翻译似乎和日本人闹得不愉快，嫌分到的差事油水太少。
 
这句话说明，丈夫虽然投敌，却没有真正得到信任。他在日军那里只是个随时可以替换的翻译，日子过得并不稳。
 
田仲樵继续观察，发现丈夫常一个人在院子里转，有时还喝得醉醺醺的。她没有急着接近，只在一次洗衣时故意打翻木盆，让脏水流了一地。
 
看守冲她呵斥，她低着头，小声念叨，自己这样没用的人，还不如死了，省得碍事。
 
这话表面说给看守听，实际也是说给丈夫听。她要让对方相信，自己已经绝望，已经失去反抗念头，不值得日军继续提防。可她心里真正盘算的，是怎么把消息送出去。
 
几天后的傍晚，风雨压着监狱，田仲樵被押回牢房时，一个纸团从走廊拐角滚到脚边。她用脚踩住纸团，走了几步才弯腰捡起。
 
当天夜里，她借着铁窗透进来的微光打开纸团，上面写着，明晚子时，仓库东角，窗栏第三根松。
 
没有署名，可她认得字迹，是丈夫写的。
 
这张纸可能是丈夫最后一点念想，也可能是他想给自己留下退路，更可能是一场试探。田仲樵没有把纸留在身边，她直接嚼碎吞下，随后在放风时把地点告诉了刘大姐。
 
这里真正关键的不是丈夫突然变好，而是他在日军体系里已经陷入尴尬。他想保住自己，又不敢明着帮妻子，只能用这种隐晦方式传递消息。田仲樵也没有把希望全押在他身上，而是马上把线索交给同伴。
 
到了第二天深夜，仓库方向突然传来枪声，接着是喊叫和杂乱脚步。探照灯在院墙间来回晃动，监狱一下乱了起来。
 
田仲樵缩在牢房角落，牢门很快被撞开。几个黑影冲进来，压低声音问她是不是田同志。她点了点头，对方立即给她披上看守的旧大衣，带着她往外跑。
 
高墙下，已经垂下一条用床单拧成的绳子。她抓住绳子，在同伴托举下翻过墙，外面停着一辆熄灯马车。车门刚关上，马车便冲进雨夜。
 
后来她才知道，外面的同志提前掌握了仓库换岗情况，那一晚守卫之间有五分钟空隙，行动就安排在这段时间里。消息藏在哪里？不是显眼处，而是仓库东角窗栏的第三根铁条后面。
 
一条补过的裤子，让她确认丈夫已经投敌。一句当众否认，让丈夫的打算落空。一张被嚼碎的纸团，又把她送出了监狱。
 
有人可能会问，丈夫到底是在救她，还是只想给自己留后路？答案恐怕没有那么简单。但田仲樵没有等待答案，她只抓住了能用的机会。
 
那件带着烟味和汗味的旧大衣，陪她离开了高墙。身后的火光越来越远，洗衣盆、铁牢门，还有那条膝盖打着补丁的裤子，也被留在了黑暗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