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初有组数据挺扎心的，公派留学生学成回国率不到百分之十。出去的人多，回来的人少，谁都知道国外条件好、待遇高，换谁不得掂量掂量。

主要信源：（中国新闻网——总参某研究所总工于全：携笔从戎的“海归”）

深夜的北京，某座科研楼里还有一盏灯亮着。

通信实验室的屏幕上跳动着一串串波形，穿白大褂的研究员站在设备前，盯着那些线条，眉头偶尔皱一下。

这个人是于全，军事科学院系统工程研究院的研究员。

三十多年前，他刚回国那会儿，也是这样在简陋的机房里一泡就是十几个小时。

只是那时候，谁也没有想到，这个连实验室都凑不齐的年轻人，会在日后改变中国军队通信的底子。

1992年，那年春天，他在法国里摩日大学拿到了光纤通信博士学位，是整个留法学生里第一个拿到的。

他的博士论文做的是光纤组网，把巴黎地铁、煤气、电力这几家公司的通信难题一并解决。

消息传开，法国通信界的目光都落到这个中国小伙子身上。

导师开出了高薪讲师的位子，一家企业更把一张大额支票和股份协议摆到他面前，条件是留在法国。

那笔钱，搁在当时国内普通工人身上，挣几辈子也够呛。

可于全连犹豫的时间都没给自己留，那年夏天，他收拾好简单的行李，登上了回国的航班。

1965年，于全出生在江西九江，在长江边长大。

读中学时成绩拔尖，1982年参加高考，拿了全市理科第二名，进了南京大学信息物理系。

本科毕业后，又到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念硕士。

那时候国内通信研究还很薄弱，他心里总记着老师说过，干通信这一行，得到最前沿去开开眼。

于是，1989年他争取到公派留学名额，远赴法国。

四年下来，国家为他留学花的钱，折算成当时农民的农业税，要几千户人家交一整年。

他记得这份沉甸甸的支持，也明白自己该往哪儿走。

回到北京，于全没有去高校，也没有去待遇优厚的外企，而是穿上了军装。

这个决定让不少人看不懂，放着法国的高薪和股份不要，回国却跑去部队拿微薄的工资，图什么？

他的想法很直接，国家的通信落后，军队的通信更乱。

陆军一套电台，海军一套电台，空军又一套电台，各用各的制式，打起仗来各喊各的话，根本没法协同。

这个难题横在全球所有军队面前，谁先跨过去，谁就占了先手。

刚进部队那阵子，他没有直接上手大项目，而是从基层工程师干起。

跟着连队跑演习，蹲在指挥所的角落看电台使用情况，还亲手拆过不少故障设备。

正因为有过这些一线经历，他对部队通信的毛病看得格外清楚。

光靠修修补补解决不了问题，必须换一条新路子。

于全盯上了“软件无线电”。

这概念在当时还很新，说白了就是做一台通用的机器，不固定死功能，需要什么样的通信方式，就靠软件往里加。

这样不同部队、不同电台之间就能互相听懂，可是想法再先进，也得有本钱。

他手下满打满算七个人，只有两名博士和五名硕士，经费紧巴巴，机器是东拼西凑来的。

七个人白天黑夜连轴转，熬了两年，硬是把中国第一台软件无线电网关电台做了出来。

三军电台第一次能互通，野战通信这一块儿，中国眨眼间蹿到了前列。

这只是一个开头，之后的几年，于全的脚步越来越快。

从1992年到2000年，他几乎两年就拿下一项大成果，五个关键项目里有四个是填补国内空白的活儿。

战术互联网、软件定义无线电台、短波综合通信网，一个个名字背后，都是他带着团队啃下的硬骨头。

尤其是短波通信，平时不起眼，可一旦卫星通信被打掉或者干扰，它就成了战场上最后的联络线。

把这条线做稳，等于给部队留了一手保命的底牌。

2009年12月，于全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那一年他44岁，已经是这个队伍里相当年轻的成员。

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一次，二等奖一次，军队科技进步一等奖四次，一等功一次、二等功两次。

奖章和证书堆起来一大摞，他从没有停下来数过。

如今，他依旧在科研一线，带着复旦、上海交大、北航、北理工几所高校的博士生。

把自己琢磨了大半辈子的东西一点一点交到年轻人手里。

他的眼光也早就超出电台和网络，开始琢磨空间通信、智能通信这些更远的方向，每一件都紧紧贴着未来战场的需要。

有人替他算过账，说当年要是留在法国，那笔钱加股份到今天，可能就是亿万身家。

于全不这么看。

他这辈子做得最顺的一件事，就是把自己放在国家需要的位置上。

许多年过去，中国的军用通信已经不再是那个各军种相互喊不通话的年代，三军联动，信息成网，这些变化里都有他留下的印记。

一个人的价值，有时候不看他拿走了什么，要看他给这个国家留下了什么。

于全留下的，是一条条畅通无阻的通信路，也是一群站在他肩膀上继续攀登的人。

这样的科学家，值得我们记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