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国桢在棚户区深处的一间渔具店阁楼藏了三天。店主是老周的表亲，靠得住。每天入夜，会从地板缝塞进一点水和冷饭。第四天凌晨，渔具店后门传来三声短促的叩响，暗号换了。吴国桢摸出贴身藏着的小刀，贴在门后。门外是老周压低的声音：“老吴，是我。船走了，夫人平安。”

门开了条缝，老周闪身进来，一身海腥味。“查得严，”他喘着气说，“‘福安号’出海第二天，这边就接到密电要截，好在船已经进公海了。”他从怀里掏出个油纸包，里头是几张证件和一张去高雄的船票。“你现在是台南来的鱼贩子王友金，押一批咸鱼去高雄。船小，不惹眼，明早五点靠三号码头西角。”
吴国桢换了装束，脸上涂了黄蜡，背有些佝偻。天蒙蒙亮时，他跟着老周走到码头，混进一伙吵吵嚷嚷的鱼贩子队伍里。盘查的宪兵捏着鼻子翻了翻他背篓里臭烘烘的咸鱼，挥挥手放行。小船是艘旧机动舢板，马达突突响着离了岸。
高雄也不是久留之地。上岸后按老周的安排，他在港口附近一处大杂院住了两晚，等新的接头人。接头人没来，却等来了街面上忽然加严的盘查。院子里收留他的寡妇惊慌地敲门，说保长带着人正挨户查“可疑分子”。吴国桢从后窗翻出去，跳进一条满是污水的巷子。
他意识到老周的线可能也断了。身上钱不多，高雄人生地不熟。他在一间当铺当了怀表，换了点现钱，买了最便宜的火车票，往台南方向去。车上都是南下的平民，他缩在车厢连接处，听着周围的人闲聊，说台北那边好像出了大事，抓了好几个人。
在台南乡下，他找了个看果园的活儿。园主是个退伍老兵，话不多，只管饭和一点微薄工钱。吴国桢白天除草剪枝，晚上睡在窝棚里。他不敢写信，也不敢打听。一晃就是大半年。有天园主去镇上回来，带了一张旧报纸包东西。吴国桢在窝棚里展开报纸，在不起眼的角落看到一则简短启事，是某商号“寻访福州表亲王友金”，留了个香港的地址。那是他和黄卓群约定的备用联络方式。
他辞了工，用攒下的钱设法弄到一张去澎湖的渔船票，再辗转从澎湖搭上一艘走私货船，在海上颠簸了七八天，终于到了香港。
按照报纸上的地址，他找到九龙塘一家不大的进出口公司。柜台后的伙计听他报了“王友金”的名字，打量他许久，才引他进内间。门开，出来的人却不是黄卓群，而是一位戴眼镜的中年人。中年人自称姓李，是陈树生朋友的朋友。他告诉吴国桢，黄卓群和陈树生在马尼拉待了两个月后，已转去了新加坡，一切安好。因为不确定吴国桢是否脱险，也怕信件被截，所以一直用这种方式试探着寻找。
“陈先生呢？”吴国桢问。
李先生沉默了一下，从抽屉里取出一封信，递给吴国桢。信是陈树生写的，字迹有些歪斜，说是护送夫人到新加坡后，自己染了疟疾，没能熬过去。信末说，夫人现在由当地爱国侨胞照顾，很安全，望先生早日团聚。
吴国桢捏着信纸，站了很久。窗外是香港嘈杂的市声。李先生轻声说：“去新加坡的手续，我们正在办。您先在这里住下，等消息。”
一个月后，吴国桢登上开往新加坡的客轮。当他终于在异国他乡的侨校宿舍里见到消瘦许多的妻子时，两人相对，一时都说不出话。黄卓群手里拿着一封已拆开的信，递给他。信是从台北转寄来的，没有署名，只有一行字：“苦味在喉，各自珍重。”字迹是打印的，和当初那份“近日饮食当慎”的匿名信一样。
吴国桢把信慢慢撕碎，丢进火盆里。火焰跳动着，将纸片吞没，变成一缕轻灰。他知道，有些事永远不会过去，就像喉间那若有若无的苦味。但人还活着，路就得往前走。他握住了妻子的手，窗外是南洋炽热而陌生的阳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