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者超话记录者超话 看懂了北理工裴轶事件，也就明白了西方国家为什么严卡我们的理科留学生，却放开文科留学生的根本原因！

因为理科留学生是来学技术的，而文科留学生不仅可以赚他们的钱，还可以进行文化渗透、价值移植，真是一举两得！

如果把裴轶、张丹丹、邱昱引发的舆论风波，放在一起看，就能看懂一个很多人非常容易忽略的现实，西方国家对我们国家的留学生，采取了两种完全不同的两套策略——它们对理工科可以说是层层设防、严格限制，而对人文社科却敞开大门，甚至还愿意提供资助，在这背后其实隐藏的，其实是一套长期的软性文化渗透逻辑。

理工科是硬核技术领域，西方很清楚，先进的芯片、材料、工程技术一旦被我们掌握，就会直接冲击他们的技术垄断优势。所以，它们对理科留学签证、实验室准入、涉密项目，可以说是处处设卡，严防核心技术外流。

而文科就完全不一样了，人文社科不仅没有可以带走的硬核技术，而且还可以通过这些留学生，宣传自己的文化，进行文化渗透。因为在西方看来，这是一个绝佳的认知塑造赛道，他们愿意接收这些留学生，设立各类学术项目，甚至部分境外基金会还愿意提供研究资助。因为它们的目标，不是传授纯粹的知识，而是把一整套西方理论框架，植入研究者的思维。

邱昱的研究项目，就曾获得福特基金会、SSRC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等境外机构资助，这类资助往往会引导研究者用西方理论解读社会，而不是立足于本土的现实做原创研究。这套模式，可以理解为学术层面的驯化，很多文科留学生在海外读书期间，系统学习后现代、身份政治等理论。这套理论自带一套预设的评判标准，当它们学成回国，进入国内顶尖高校之后，这些人就会不自觉的，用在外国学到的所谓先进极端思想，灌输给学生。

原本讨论性别平等，核心目标是消除歧视、保障男女权益。但在她们这套叙事下，很容易被扭曲，变成放大两性矛盾、制造对立。

讨论底层民生，不是从国内经济、社会治理的实际情况出发，而是生硬套用父权压迫这类西方概念。

当拥有这套思维的学者、教授们，纷纷站上了985、211、普通高校的讲台，被影响的就不再局限于论文，而是一届又一届青年学生。

大学阶段，正是年轻人世界观成型的关键时期，课堂上的案例、学术分享里的观点，会潜移默化重塑学生的认知习惯。久而久之，部分学生就会形成一种思维惯性：评判国内社会问题，第一反应就是对标西方标准；看待中外差异，习惯性美化西方，用外来预设的视角审视我们自身。这种渗透，和技术封锁完全是两条战线，技术封锁看得见摸得着，大家很容易警惕。而文化价值观层面的渗透，因为藏在学术名词、理论研讨里面，隐蔽性极强，很多人很难察觉，自己的思维模式已经被悄悄改变。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海外文科留学生都这样，大多数可能都是好的！但我们在高校人才引进的时候，尤其是人文社科岗位，不能只看海外学历光环，必须保持应有的警惕，以及教学时的监督！

硬实力的竞争靠科技，软实力的博弈在文化。西方一边严防理工科技术外流，一边开放人文社科的学术通道，这套差异化策略值得我们深思，更值得我们警惕。

尤其是值得警惕和防范的，是高校各种形式的法学院建设，这些披着海外学历光环、满脑子都是美西方价值观法制体系的学者、教授们，会不断扰乱我们的思想观念、破坏我们的社会主义法制体系建设、摧毁我们赖以生存的社会根基！

目前中国还没有出台专门的《外国代理人登记法》或《外国代理人法》。强烈呼吁国家有关部门（委）抓紧研究、出台这几个法律法规，可以参照美国1938年的《外国代理人登记法》（FARA），要求拿了外国政府或政治实体资金、在中国从事政治相关活动的个人或组织强制登记、披露资金来源。

截至当前，这仍然只是呼声，即便是呼声也依然没有得到有关方面的回应。“民有所呼，我有所应；民有所需，我有所为”，希望有关部门（委）能落实，这也是保基业固本、开太平盛世的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