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红星照耀中国》作者埃德加·斯诺问教员，“您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是什么时候？”

教员沉思片刻，缓缓回答道，“那是在1935年的长征途中，在草地与张国焘之间的斗争。当时党内面临着分裂，甚至有可能发生前途未卜的内战。”

1935年到底发生了什么，能被教员称为“最黑暗的时刻。”

1927年，在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相继失败后，教员和朱德率领军队一路艰苦转战，在井冈山上建立了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

他们通过土地改革，开采矿产和创立苏区银行，使得革命根据地迅速发展，并在1930年至1932年期间，打退蒋介石的四次围剿行动，开辟了十几块苏区根据地，并逐渐开创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

虽然教员在井冈山取得了显著成绩，共产国际却不支持教员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方式，他们认为，在农村打游击战、建立根据地，始终是小打小闹，上不得台面。

他们希望教员要向苏联红军那样，夺取大城市，只有夺取大城市，才能站稳脚跟。

苏联是苏联，中国是中国，国情不一样，把苏联红军的那套范式生搬硬套到中国红军身上，绝对行不通。

教员还是坚持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

双方产生分歧，共产国际对教员大为失望。

王明和博古都是在苏联留学的学生，深受苏联红军的影响，坚定的认为，中国红军应该像苏联红军那样，夺取大城市，再以大城市为依托，建立革命根据地。

王明和博古的想法跟共产国际的想法吻合，国产国际迅速提拔王明和博古。

等到1934年，博古和王明已经取得了红军的指挥权，教员被晾在一旁，成为没有实权的“闲散人员。”

与此同时，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开始。

有了前面四次围剿失败的经验，这一次，蒋介石下了血本。

他先是在1933年夏季，在军中挑选了七千名中下级军官，在庐山连续举办了三期军官训练团，专门用来对付红军。

他还花费重金聘请德国军界德高望重、曾担任德国国防军总司令的赛课特担任军事顾问。

赛课特的名号不是吹出来的，非常有才能。

他根据红军当时的情况，制定出“堡垒政策，”他主张采用密集的碉堡群，对红军进行包围，再缓慢推进，一边推进一边构筑防御工事。

他信心满满的说，“红军控制的范围不过是五万平方公里，哪怕军队每天前进两里地，不到一年就能彻底消灭红军。”

另外，敌我双方的军力对比也有着显著差距。

国民党军队一百万，五百架飞机，一千五百门火炮。

红军只有不到十万人，武器主要以步枪和手榴弹为主，火炮少的可怜，只有几十门。

敌我双方的差距这么大，教员在第五次反围剿之前，坚决要求打游击战，运动战。

可博古和李明不听教员的，他们不顾敌强我弱的客观条件，坚决要跟国民党军队打阵地战，盲目推崇苏联的大规模作战的模式，在正面战场和国民党的军队对决。

其次，他俩还犯了兵家大忌——纸上谈兵！

他们不去前线勘察地形，就坐在指挥室里，拿着一张地图指挥全军。

那个年代的地图，基本都是清朝留下来的老地图，已经不准确了，拿着一张不准确的地图指挥全军，结果可想而知。

比如在南山渡口的战役中，博古命令两个团在一天时间内赶到南山渡口，埋伏国民党的军队。

地图上，那是一条笔直大路，实际上却有一条大河拦路。

两个团无法在一天内赶到南山渡口，也就无法达到埋伏国民党军队的目的。

类似这种情况还有很多。

博古和李明指挥不力，再加上他们让红军盲目的跟国民党军队打阵地战，在国民党军队的强大炮火下，红军战士在阵地里，就相当于一个个活靶子，他们用血肉之躯硬抗国民党军队的钢铁堡垒和火力优势，战斗的惨烈程度超过所有人的想象。

虽然红军战士英勇无畏，悍不畏死，可在敌人强大的火力和层层推进之下，阵地一个接一个失守，鲜血染红了苏区的每一寸土地，曾经星火燎原的红色根据地，在敌人“堡垒对堡垒”的挤压之下，生存空间被极具压缩。

最终在1934年十月，红军最后的防线被敌人冲破，第五次反围剿以红军失败而告终。

中央苏区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继续固守，一定会全军覆没，为了保存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中央苏区做出一个悲壮的决定——战略转移，开始长征！

选择长征这条路是对的，可博古和李明依旧掌控着红军的指挥权，左倾路线的错误并没有散去，宛如幽灵一样，依旧笼罩在每个红军将士的心头。

教员曾说过，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

这种看似很简单的道理，博古和李明竟然不懂。

当时，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蒋介石数十万大军合围而来，既然根据地守不住了，那就应该快速逃走，兵贵神速，越快越好。

博古和李明却命令红军将士把能带走的全部带走，笨重的火炮、农具，一箱又一箱的文件，甚至，连一张办公桌都要带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