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读投降诏书。但中国战区的枪声没有停。

8月14日、20日、23日，蒋介石连发三封电报，邀请主席到重庆谈判。延安方面清楚，这是一场“鸿门宴”。

8月24日，主席复电接受了邀请。8月28日，他飞到重庆。在谈判桌上，双方开始拉锯。在谈判桌外，蒋介石的部队正沿着铁路线向北猛扑。他要抢时间，用军事压力逼延安让步。

山西的阎锡山此时比蒋介石更急。抗战期间，他退守晋西吉县，自己的地盘被日军占着，有的被八路军发展成根据地。日本一投降，阎锡山马上动手。

8月16日，他命令第19军军长史泽波，率暂编第37师、第68师、第69师和两个挺进纵队，一共1.7万余人，从临汾出发向上党地区开进。阎锡山要抢在八路军前面，把这片战略要地攥在手里。

上党地区指的是山西东南部的长治盆地和周边山区，辖有长治、襄垣、屯留、潞城、长子、壶关六座县城。这片区域卡在平汉铁路和同蒲铁路之间。谁控制这里，谁就扼住了华北的腰眼。

史泽波的部队一路攻城。8月21日占长子，22日占长治，23日占屯留、潞城，25日占壶关，27日占襄垣。前后八天，六座县城全部落入阎军之手。

这时，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正在延安。8月25日，他们搭乘美军观察组的运输机，和陈毅、林彪等一批高级将领同机返回太行山。飞机从延安起飞，向东飞过黄河，降落到黎城长宁机场。这是太行山深处一处简陋的简易机场。飞机落地后，各路人马马上分散，赶赴各自战区。

刘邓回到涉县赤岸村的军区司令部。他们面前摊开的是一幅严峻的形势图。

抗战八年，晋冀鲁豫军区发展成华北最大的根据地之一，控制着八十多个县、两千多万人口，主力部队连同地方武装近三十万人。

这些部队分散在四个军区，长期打的是游击战。部队缺少重武器，缺少正规攻坚训练。全军区山炮只有六门。不少主力团的迫击炮只有两到四门。弹药更缺，一支步枪平均只有几发子弹。

阎锡山的晋绥军装备好得多，有迫击炮、有轻重机枪，弹药充足。

更大的麻烦是国民党主力正从西南赶来。胡宗南一部沿同蒲路北上，孙连仲部沿平汉路北上，李品仙部沿津浦路北上。三路大军的目标很清楚，要抢在八路军前面接收整个华北。

平汉铁路、同蒲铁路、陇海铁路，这三条纵贯南北的干线，是国民党军运兵的血管。谁控制铁路，谁就控制华北。晋冀鲁豫解放区正好被平汉、同蒲两条铁路夹在中间。国民党主力一旦北上，上党这个楔子就会变成一把匕首，从背后来一刀。

军委最初的想法是分兵。一部分兵力阻断同蒲路，一部分兵力阻击平汉路，还要抽出兵力去收复太原、石家庄等大城市。刘邓仔细掂量之后，认为这条路走不通。

8月26日，军委致电刘邓，要求太行纵队收复太原。刘邓当天复电，详细说明情况：日伪军拒绝向我军投降，攻城进展很慢。我军兵力如果分散，一城都拿不下来。他们建议集中兵力，先解决上党之敌。军委在8月28日回电，同意了这个判断。

这样一来，战略方针从“分兵出击”转变为“集中兵力、先打上党”。

9月1日，战斗在襄垣首先打响。太行纵队集中优势兵力围攻襄垣城。守城的是阎军一个团，兵力处于绝对劣势。可攻城部队打得很苦。侦察没做到位，城防工事配置没摸清楚。梯子数量不够，长度也不对。部队缺少步炮协同经验，炮火压制和步兵冲锋衔接不上。战斗从凌晨打到傍晚，整整一个白天才破城。

襄垣这一仗，把部队从游击战转入正规战的短板全暴露了出来。部队有勇敢、不怕死，但攻坚的技术和组织都跟不上。

刘伯承反应很快。襄垣战斗结束后，他马上组织部队原地休整，亲自动手编写攻城战术教材。

这份教材写得非常具体：攻城前怎么侦察、怎么选定突破口、怎么组织火力掩护、步兵怎么利用炮火间隙冲锋、入城后怎么打巷战。他把这些问题一条一条拆开来讲，要求各级指挥员逐条落实。部队在襄垣城下就地演练，反复熟悉攻城流程。这次战地整训，后来被称作“襄垣练兵”。

编教材的同时，刘邓着手整编部队。晋冀鲁豫军区的部队长期分散在各军区独立作战。太行军区的兵在太行，太岳军区的兵在太岳，冀南军区的兵在冀南，彼此之间缺少统一指挥，也缺少协同经验。要打大规模正规战，必须把这些分散的游击兵团捏合成统一的野战纵队。

刘邓把太行、太岳、冀南三个军区的主力部队抽调出来，编组成三个野战纵队。太行纵队司令员是陈锡联，太岳纵队司令员是陈赓，冀南纵队司令员是陈再道。

三个纵队一共3.1万人。另外还动员了5万民兵支前，负责运弹药、抬伤员。这是晋冀鲁豫军区部队从游击兵团向野战纵队转型的关键一步。

整编完成后，刘伯承提过一个口号：“打好上党战役，支援重庆谈判。”邓小平说得更直白：“上党战役打得越好，主席就越安全。”

9月7日，刘邓发布第1号作战令，定在9月10日正式发起上党战役。

9月10日凌晨，战斗在屯留城外打响。太行纵队围攻屯留，太岳和冀南两个纵队隐蔽待命。刘邓的设想是“围点打援”，猛攻屯留，引诱长治守军出城救援，然后在半路把他歼灭。

战斗打响后，长治城里的史泽波确实派出过一支约6000人的援军。可这支援军刚走到半路，听说攻城部队声势浩大，害怕被围歼，又急忙缩回了长治城内。史泽波从此再也不敢派兵出城。

太行纵队第769团在团长李德生指挥下，对屯留城发起冲击。突击部队冒着城上密集的火力强行登城。团属机枪连集中全连火力压制城垛口。头一批登城士兵踩着云梯跃上城头，后续部队沿梯而上。屯留攻坚持续了将近一天，后续部队从突破口涌入，直插城中心。屯留被攻克。

陈赓的太岳纵队承担的任务是打长子城。长子是上党六城中城墙最坚固的一座，墙体高大厚实，外面还有一道深壕。陈赓的办法是坑道爆破。

他让部队在火力掩护下，向城墙脚挖掘坑道，把炸药塞进去炸开城墙。陈赓不催进度。他让部队稳稳地挖，把坑道挖到位、把药量算准确。

太行纵队等兄弟部队在别处连克城池，太岳纵队这边还在挖。有人着急，陈赓不急。他经历过太多攻坚血的教训，知道准备工作不到位会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五天之后，坑道完成。引爆瞬间，城墙被撕开一个大缺口，突击队从缺口涌入，长子告破。

到9月19日为止，襄垣、屯留、潞城、长子、壶关五座外围县城全部被攻克，歼敌七千余人。长治成了一座孤城。

9月20日，三个纵队对长治形成三面包围。可长治不好打。城墙高约三丈，城壕又深又宽，城外地形开阔，接近城墙的路段全都处在城上火力覆盖之下。又赶上连日大雨，土质松软，攻城器械行动困难。部队数次攻城，都被击退。

就在这个当口，情报来了。阎锡山派第七集团军副总司令彭毓斌率援军南下。最初获得的情报是援军大约七千人。

彭毓斌根本没把八路军放在眼里。他手里有第23军、第83军，合计2个军6个师，还配属了2个炮团，共22000多人。作为阎锡山手下的得力干将，又手握这么强的军力，他觉得自己是来收拾残局的。

当彭毓斌在屯留西北的王家渠、白龙坡一带遭遇八路军时，他毫不犹豫地让部队发起猛攻。结果也如他所料：战斗一开始打得激烈，八路军很快就后撤了。彭毓斌命令部队展开追击。

可没过多久，彭毓斌发现事情不对。眼前的八路军一路后撤，两侧的八路却越来越多。等他终于觉得情况不妙，命令部队紧急停下时，他已经在老爷岭、磨盘垴一带陷入了晋冀鲁豫部队的重重包围。

彭毓斌却不惊慌。仗着自己手里有两万多人，又有两个炮团的火力，他不怕土八路的土枪土炮。让部队就地驻防，就在老爷岭、磨盘垴这一带准备和八路军决战。

彭毓斌的判断不完全是错的。老爷岭、磨盘垴本来就是长治以北的险要地带，地形易守难攻。阎军很快发挥特长，在每层山坡上都挖了工事和交通沟，组成一道道坚固防线。防守确实是阎锡山部队的强项。

晋冀鲁豫部队缺少火炮，机枪也少，打硬仗主要靠手榴弹。面对阎军在山地摆出的阵地，进攻非常艰难。为避开敌人火力优势，部队只能在夜间发起攻击，用分割包抄的办法一个一个地争夺据点。阎军也不示弱，白天又发起反冲击。双方在每个据点都展开了激烈争夺。

刘邓在包围住彭毓斌之后吃了一惊。原来以为阎锡山派来的援军只有7000人，没想到有20000多人。彭毓斌部的兵力和我打援主力大体接近，火力还明显占优。

这是上党战役最关键的时刻。

此时，太行、太岳纵队在老爷岭、磨盘垴一带围住了彭毓斌部，冀南纵队和民兵仍在围攻长治的史泽波部。以相近的兵力包围对手，靠的是士气、指挥和部队的主动性远远强于对手。

危机也非常明显：火力差距悬殊。阎军配属了专门的炮团，有专业的炮兵和大炮。解放军最强的火力只是几门小山炮，大部分时候实际的火力就是手榴弹。八路军想要吃掉敌人的正规军，什么都不占优势。

还能找谁来帮忙？阎军没有援军，解放军更没有援军。晋冀鲁豫解放区早已全体动员，不要说士兵，连民兵都早就全体出动，一个人都找不出来了。

最糟糕的是，时间也不在解放军这边。为了打好上党这一战，晋冀鲁豫集中了所有部队，平汉线完全唱了空城计。这个时候，国民党军可以轻易从平汉线北上，不仅可以直奔华北，还可以从背后包围刘邓大军。不管哪个结果，都是刘邓不能接受的。

刘伯承后来说：“那时真是提心吊胆。上党战役时，平汉线、同蒲线（敌人）都来了，我们打哪一个呢？上党不打打平汉线，背上有把刀子，子弹也没有，不好办。打上党，把冀南部队调去了，（平汉线）大门洞开，真是拼命，要命！”

打还是不打？敌人过于强大，两头都吃不下，是不是该撤退了？

刘邓根本没有犹豫：打。集中兵力，现在就是拼命的时刻，只要咬牙吃下一边，就是胜利。

刘邓下定决心：暂时放弃攻长治城，急调冀南纵队主力北上参加歼灭彭毓斌部的作战。

刘伯承还给出一条办法。他要求冀南纵队白天行军，大摇大摆撤围北上。这是一条一箭三雕的办法：一来稳住长治的史泽波，让他知道我撤围了，不至于弃城逃跑。二来加快行军速度，尽快歼灭彭毓斌。第三也最重要，这样可以直接打击彭毓斌的信心，动摇敌人防守的意志。

打了几天，彭毓斌的脸色越打越难看。两军陷入僵持，阎军却越打越看不到希望。他们被困在山上，缺粮缺水。八路军连续攻击，战士无法休息，疲劳不堪。最关键的是，阎军一直在山上被动挨打，防守都费劲，所谓的和八路军决战越来越没谱了。

不决战，怎么摆脱眼前的麻烦？等援军吗？彭毓斌自己就是援军，阎锡山去哪里再凑一支部队出来。

还没等彭毓斌想出办法，一个消息传到他的指挥部：八路军围攻长治的部队，居然在大白天撤离了长治外围，直奔彭毓斌这边来了。

彭毓斌开始害怕了。

10月5日，冀南纵队赶到。解放军向彭毓斌发起总攻。太行、太岳纵队从左右两翼向据守磨盘垴和老爷岭的敌主力发起猛烈攻击，有意在北面放开一个口子，虚留生路，诱敌向北突围。

战斗开始不久，又累又饿的彭毓斌部心理就彻底崩溃了。太岳纵队攻克老爷岭主峰。彭毓斌随即放弃阵地，向北突围逃窜。

陈赓一看敌人要跑，马上命令20团团长楚大明沿公路左侧北进，冒雨爬山抄小路，沿途不许恋战，不要抓俘虏、发洋财，要赶在敌人逃跑路线的前面，切断逃敌退路。

逃敌走公路，楚大明钻山沟，一场追逐竞赛开始了。楚大明硬是带着20团三小时走了四十多里，当夜到达漳河西岸的土落村，匆忙构筑了工事。

楚大明对战士们说：“我们这里是口袋底，就是打到只剩一个人，也不许让敌人突出去。”

6日黎明，敌人的先头部队顺着公路冲来了。一个想跑，一个不让，双方在夜色中厮杀在一起。战斗极其惨烈，到天亮时，战死者的遗体沿漳河北岸堆积。

楚大明率领20团拼死不退。他命令团机关、卫生队和直属连队全部投入战斗，亲自带领2营向敌人发动反冲击，3营从另一侧扑向敌阵。

被楚大明的20团挡住去路后，彭毓斌两万多人拥挤在漳河河边和公路上，成了瓮中之鳖。

6日中午，八路军主力赶到。太行、太岳、冀南纵队各路部队分割穿插，随军的民工和民兵也积极投入战斗。阎军彻底崩溃。彭毓斌在混战中中弹阵亡。

上党战役，胜负已分。

援军覆没的消息传到长治，史泽波知道自己待不下去了。10月8日夜里，史泽波弃城西逃，准备渡过沁河退回临汾。围城部队马上追击。溃逃的部队跑得很快，在渡沁河时被追上。10月12日，我军在沁河东岸把逃敌全歼，活捉了第19军军长史泽波。

就在两天前的10月10日下午，重庆谈判的《双十协定》已经在曾家岩桂园签字。

上党战役的结果震动了重庆。国民党高层所震惊的，是共产党在上党战役中表现出的战力。在此之前，国民党军中部分将领私下认为，延安军队不过是打游击的地方武装。他们没想到，仅仅晋冀鲁豫军区一部，就能成建制歼灭阎锡山的主力部队。

蒋介石本人对此最为关注。9月底，他曾认真考虑过扣留主席的可能。到了10月6日，上党战役胜负已定，他在日记中写下：“对共问题，郑重考虑，不敢稍有孟浪。总不使内外有所藉口，或因此再起纷扰，最后惟有天命是从也。”

蒋介石最终放弃扣留计划，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美苏不赞成内战、国内舆论呼吁和平、国民党主力尚在西南来不及到位、解放区武装力量不可小视，这些他都得掂量。上党战役的惨败，让他在谈判桌上失去了一个重要的军事筹码，加重了他的顾虑，促使他下定了放人的决心。

他最终决定让主席安全离开重庆，还对部下交代：“立允其速行，以免其疑虑。”

上党战役的歼敌数字最终统计为三万五千余人，其中毙伤敌一万八千余人，俘虏一万七千余人。缴获山炮二十四门、轻重机枪和长短枪一万六千余支。在这之前，全军区只有六门山炮，打完这一仗有了三十门。缴获的机枪和步枪，足够装备几个新兵团。刘伯承后来说：“这个胜利，使我们背后有了靠头，又有了子弹。”

主席出发前曾对各位高级将领嘱咐过一句话：“不要顾虑我的安全，你们打得越好，我在重庆的处境就越有保障，越安全。蒋委员长只认得拳头，不认得礼让。”

这句话说透了。重庆谈判能签下协定，是因为双方在战场上还没有分出全盘胜负。上党这一仗打完，形势就变了。

从更长的时间轴看，上党战役标志着一个转折。一支长期打游击的部队，在这里完成了向大规模运动战、正规战的蜕变。从襄垣城下拼了整整一个白天才破城，到老爷岭上几天几夜打掉两万援军，这个过程只用了一个多月。

这支部队后来改了名字，叫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党之战，是它的成年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