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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称改革之困:既得利益者的堡垒与后来者的合谋

教学十九年,我终于辞职了。一位教龄近二十年的教师因职称晋升无望、月薪仅2600元而选择离开教育岗位。这不仅是个人职业选择

教学十九年,我终于辞职了。一位教龄近二十年的教师因职称晋升无望、月薪仅2600元而选择离开教育岗位。这不仅是个人职业选择的悲剧,更是当前教师职称制度弊端的集中体现。

1985年6月,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决定,撤销教育部,设立国家教育委员会。

1986年教师职称制度建立,目前已成为中国教育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

然而,数十年来,职称改革往往只触及表面,未能实现实质性突破。

2015年,国务院决定将中小学教师职称制度改革在全国全面推开,让中小学教师可评“正高”,这一度被寄予厚望。

但改革效果有限。究其原因,既得利益集团对改革的阻挠以及后来者为分一杯羹而进行的形式上的妥协,共同构成了职称改革难以深入推进的深层障碍。

01 利益固化的堡垒

当前教师职称制度已形成一个稳固的利益链条。在这个链条上,每个环节都有其受益者,他们共同维护着现有制度的稳定性。

市教育人事部门掌握着全市高级职称指标分配权,这种稀缺资源的价值不言而喻。

区县教育局教师股负责审查各校提交的评审材料,拥有筛选的主动权。而学校校长则控制本校职评初审过程,决定指标的分配。

更为隐性的利益群体是那些从不站讲台的教育局干部职工。他们虽已远离教学一线,但凭借借调身份和近水楼台的优势,大多优先评上了高级职称。

这种现象不仅削弱了职称的公正性,更制造了群体内部的不平等。

职称评审中涉及的各种“潜规则”已成为公开的秘密。一位多次担任评委的专家透露:“职称评定成为一种拉关系、走后门的温床。

表面上是报送材料集体研究,实际上,最后评上的人,都有人暗中‘保驾护航’。”

02 表面改革与形式主义

近年来职称制度改革多停留在技术性调整层面,未能触及利益分配的核心。

例如,改革措施主要集中在调整评价标准、修订评审条件等方面,而对评审权和聘任机制等关键问题避重就轻。

2013年,人社部公布中小学教师职称改革方案,设置了从正高级职称到员级的5个等级。

然而,这一改革在大多数地区效果有限,被教师形容为“只是画了个饼”。改革政策与基层教师实际感受之间存在巨大落差。

量化评价的过度使用是形式主义的另一个表现。当前评审体系过度依赖论文、课时、公开课等量化指标。

这些指标看似科学,实则常常偏离教书育人的本质。更严重的是,这种量化评价催生了论文买卖、公开课表演等不良现象。

一位评委坦言:“论文不宜作为职称评定的重要标准,因为它的刊发现越来越没含金量,各个部门、学会、杂志都搞论文评比,报上去,只要交评审费就有奖。” 这种形式主义的评价体系,恰恰方便了利益集团维持现状。

03 后来者的合谋

在职称评审的生态中,后来者常常面临两种选择:要么挑战系统,要么加入系统。令人遗憾的是,多数人选择了后者。

新进入者往往经历从“反对者”到“共谋者”的转变。初入职场时,他们对职称评审中的不公最为敏感也最为反感。

但随着时间推移,许多人发现遵循游戏规则比挑战系统更为实惠。这种转变不仅是个人的选择,更是系统性的驯化。

为获得职称晋升,不少教师不得不将大量精力投入到关系构建和非教学活动中。

一位教师坦言:“评职称,写论文,上公开课,需要花费很多的时间和精力,但是所做的这些其实并不是为了孩子好,而是为了自己好。” 这种目标置换现象正是系统扭曲的直接结果。

职称评定导致的内部矛盾也转移了教师对制度本身的批判。当教师们为有限名额相互竞争时,他们的注意力被导向内部排位战,而非制度本身的不公。

这种“底层互撕”的现象,恰恰是利益集团最希望看到的局面。

04 改革难以推动的深层原因

职称改革面临的多重阻力首先来自权力与利益的交织。职称评审权与行政权力紧密相连,改革职称制度就意味着重新分配权力资源。这是既得利益集团不愿接受的。

其次,职称与工资福利的强关联使得任何改革都会引发强烈反响。调查显示,54%的教师认为职称评定非常不合理,建议取消。然而,一旦改革触及实际利益,连反对者也可能变成保守力量。

第三,制度依赖也增加了改革难度。教师编制、薪酬、退休等人事政策均与职称制度相关联。任何单一环节的改革都会牵动整体,使得制度变迁成本高昂。

既得利益者为维护自身特权,会设置各种改革障碍。正如观察者指出的:“现行职称评审制度早已臭名昭著,天怒人怨,但为什么这么多年来屹立不倒,不是因为没有更好的替代方案,而是因为像蚂蟥一般吸附在这根链条上的既得利益者,控制了绝对话语权,百般阻挠任何试图动摇其根基的改革。”

05 突破困境的可能路径

要打破职称改革的僵局,需要多管齐下的改革策略。

首先,必须分离职称与待遇的过度关联。推行“教师年薪制”,根据职务和教龄确定工资,而非职称等级。这可以有效降低职称的利益含量,减少投机行为。

其次,建立岗位管理和聘后考核机制至关重要。教育行政部门要指导学校与晋级教师签订聘用合同,明确工作要求及聘用年限,并建立聘期考核机制,对无法胜任的采取缓聘、低聘、转岗甚至解聘等措施。

第三,将评审权交给专业机构,减少行政干预。让职称评价回归专业属性,而非行政工具。同时,实行中小学教师同行评价制度,由专业同行对教师的教学科研能力进行评价。

最后,增强透明度与参与度是确保改革成功的关键。职称评审制度变迁应是一个开放过程,需要广泛听取专家教授和干部职工的意见,保障广大教师的参与权、知情权和监督权。

面对一位工作了20年仍因职称不能晋级的老教师,湖南怀化的一位校长坦言:“职称评定,是我们共同的痛点。”

改革推不动的背后,评审的行政化色彩依然浓厚。一位多次担任评委的专家指出:“评委组组长经常都是行政领导,比如教育局的局长、副局长,这些领导不主抓业务,离开教学一线多年。”

职称改革要取得实质性突破,必须破除既得利益格局,建立基于专业贡献而非权力关系的评价体系。 #教师职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