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承儿子刘蒙：我曾经采访过国民党当时的作战厅厅长，他也是四川人，他给我讲了一句话，给了我极其深刻的印象，他说我研究了一辈子作战，后来在军事学院工作也研究了毛泽东的战略思想，他认为最突出、最应该可以讲的就是“挺进大别山”。 在1940年代的中国，国共内战进入了关键时期。那时，国民党的军事行动密集，频繁对中共控制的地区发起攻势。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胡宗南将军率领的二十万精锐大军对陕北的进攻，这一行动几乎触及了中共核心领导的藏身之地——延安。此时的战场形势紧张至极，敌军前哨与中共高层的距离仅有数十米。 面对如此危机，中央领导层展现了临危不乱的指挥能力。毛泽东、周恩来和任弼时三人决定分别带领一支电台小组突围，确保无论发生何种情况，都能有效指挥全军。 与此同时，刘伯承和邓小平在得知中央陷入困境后，迅速作出反应。他们接收到毛泽东的加急“3A”电报后，立即销毁电报并部署了一场大胆的千里跃进行动，无后方地快速推进。 此外，刘伯承在过淮河时，亲自探查河水深度，发现水位恰好适合渡河。即便身体多病且已高龄，他仍然果断下令立即渡河。 晋绥军区的贺龙也采取了主动策略。他指挥非野战军部队在白天行军，故意放大军队的声势，向敌军发起进攻，这不仅减轻了陕北战场的压力，还保护了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安全。 在华北战场，徐向前指挥的不足六万人的地方部队改编的野战兵团，在陕北战场危急时刻，不断发起攻击，成功地牵制了敌军，阻止了其增援西北战场，有效地减轻了彭德怀的压力。 在1947年，刘邓大军历经艰苦，终于跨越汝河，进入了曾经的革命老区——大别山。此时，他们面临的对手，是拥有高度军事智慧的国军华中行营主任兼国防部长白崇禧。 为了迅速进入国民党控制的区域，晋冀鲁豫野战军在南下途中，舍弃了大量重型装备，力求轻装快进。部队过了黄泛区后，军力已大为减弱，仅剩的六个纵队基本上依靠轻武器进行作战。而相对的，白崇禧直接指挥的桂系精锐——钢7军和48军，加之蒋介石调派的10个整编师及多个快速纵队，无论在人数还是装备上，都明显优于刘邓部队。 在白崇禧的策略下，国军不仅组成了规模庞大的围剿力量，还采用了“封锁为主，作战为辅”的战术。11月上旬，白崇禧领导下的15个整编师和33个旅形成了强大的“围剿司令部”，开始对大别山的刘邓展开激烈的围攻。此时的刘邓，因缺乏重火力支援，战术上多次受制于人，处境十分被动。 12月份，刘邓采取分兵策略，企图突破白崇禧的围困。邓小平和李达率领第2、3、6纵队在大别山地区周旋，而刘伯承则领导其他三个纵队联合周围的陈谢兵团和华野粟裕的外线兵团进行作战。 在白崇禧的针对性围剿下，部队人数从12万锐减至仅余6万多，损失惨重。部队士气受到极大打击，不少战士因战斗激烈和生存困难而心生退意。 抗战时期，桂系部队在大别山的长期驻扎使得该地区的政治格局发生了变化。桂系通过与当地群众的联姻和安家，深化了其在大别山的影响力。特别是桂系的三号人物李品仙担任安徽主席期间，大别山的政治与社会结构被进一步固定。 当刘邓十几年后再次率领部队进入大别山时，他们面临的是一个截然不同的情形。当地群众对持续战争的恐惧与桂系长期的影响，使得红军难以获得群众的广泛支持。刘邓部队的进入，没有得到预期的群众援助，甚至遭到排斥和袭击。 尽管面临种种挑战和困难，刘邓并未放弃。他们坚持“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断加强军民关系，努力赢得群众的信任和支持。通过处理与民争利的一些干部，刘邓部队最终得到了当地群众的接纳，逐步克服了大别山中的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