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不同时期不同的签字，代表了不同了人生境界，其中1946年签名最霸气，苍龙有劲，自成一派，豪放，看着就给人一种文化自信。 提起毛泽东，人们想到的可能是天安门城楼上的讲话，是延安窑洞里点着煤油灯的夜谈，是挥斥方遒的诗词句句都透着力量。 但有时候，一个人的笔迹，比他的声音还诚实，他的签名，就像他一生的剪影，每一笔都藏着火候，每一横都带着心气，落在纸上，是政治，是性格，是时代。 早年的毛泽东，写字还算规矩，那会儿他还是个热血书生，在湖南办杂志、游走北京，心气虽高，但落笔还不敢太放肆。 他的签名多偏楷书，讲规矩、有章法，笔画之间互不挤压，看上去就像个读书人，他写字跟他讲话一样，讲逻辑，也有点犹豫。 这个阶段的签名，有点像穿着长衫坐在讲台边的年轻先生，点头哈腰地在纸上写下自己的名字，干净是干净，就是少了点骨头。 时间一晃到了三十年代，人变了，字也跟着变了，那时候他已经在江西闹革命，带着红军在山林里穿梭，枪响声里开会，泥巴地上批文件，他的签名也脱了套。 “毛”字不再有头，一笔直下，像是拿着长矛扎出去，霸气中透着匆忙，“泽”字常常一笔到底，或者压根儿就一撇带过，那种劲道不是潦草，是快，是狠，是一句不说废话的命令。 从这一时期开始，他的签名再也不安分了，不会老老实实等在纸角上，而是像骑兵一样冲出来，占据整个页面的气场。 他当时写字，很少是在静下心来的案前写，更多是在行军中、在草地里、在敌军逼近的半山腰上签署命令，所以那些签名带着呼吸，带着汗味，也带着胜负未定的激昂，他的字开始有了“动势”——不光是结构上的左低右高，更是一种视觉上的推进感，好像一旦落笔，整支队伍就跟着动了起来。 四十年代进入高潮，尤其是1946年，这一年他写下的签名，许多评论家都说是最有神采的，那不是夸张，是实话。 字的笔画像是正在盘旋的龙，拐得自然，走得有劲，长撇从纸头一直扫到纸尾，一笔断不了气，像在写山河，又像在写战局。 那一年国共局势又陷胶着，但毛泽东已经不慌了，他的字里透出一种前所未有的从容，不再是三十年代那种“拼命式”的粗暴，而是收放自如的大气，就像一个老将，看过了风云变幻，开始信自己的判断，也信手中的笔。 他的签名变得松弛、开阔、饱满，是种骨架与皮肉刚刚好贴合的感觉，不瘦也不浮，力道刚刚好。 其实就那一年，他的字不仅好看，还能读出一种文化自信，这种自信，不是装出来的，是内心真正沉淀出来的力量。 很多懂书法的人说，这阶段的签名已经完全可以单独成章，就是说，哪怕没有正文，就只把他的签名单拎出来挂在墙上，也是完整的书法作品。 进入五十年代以后，毛泽东的签名又起了新的变化，他的整体书法风格，向着“毛体”定型了。 这时的他，已经不是那个在山野奔跑的游击战指挥员，而是新中国的缔造者，他的签名，也开始承载更多“公共形象”的功能。 不再只是表达他个人的心境，更是一种权力的象征，一种政治的标签，每次落笔，不止是写自己的名字，也是替国家背书。 他的字也确实配得上这种分量，线条流畅、大开大合，气势澎湃。签名字体中常常隐含一种雷霆万钧的动感，好像下一秒就能从纸面跳出来。 五十年代中期，有一段时间他的签名尤其出色，既有行草的洒脱，又保持了必要的识别度。 “毛”字撇捺犀利，几乎要飞出去，“泽”字一笔贯穿，像在写水流，而“东”字落笔又沉重，像定锚，有时候写在红色封面上，整页纸仿佛都在闪光。 更妙的是，他的签名从来不是机械的重复，哪怕同样的名字，每一次写都不一样，笔顺变，角度变，结构也可能重新安排。 这种“求变”的姿态，放在一个顶级权力者身上，其实挺难得，很多人到了高位，只求稳定，不愿再改，但他不是，他喜欢变，不是为了出奇，而是因为总觉得还有更好的表达方式。 到了六十年代中期，变又发生了，他的写字习惯也开始改变，许多文书由别人代笔，亲手签名变得稀少。 更现实的原因是健康开始恶化，手颤得厉害，眼睛也花，每写一笔，都像在跟自己的身体较劲。 晚年的签名字迹，已经不是艺术层面的事了，力道明显下降，线条开始歪斜，有的“泽”字已经近乎难辨，“东”字的结构也时常走样。 对比他年轻时那种龙飞凤舞的气势，这些晚年笔迹显得近乎凄凉。 但很多人仍愿意保留这些字，说那是“真实的历史”，哪怕不完美，也是真迹，他的最后一次签名，是在1975年，那一年他病重，写得极慢，写完以后，旁边人都沉默了，字还在，气已散。 就这样，一支笔从湖南乡间走来，翻过山，渡过水，走到了北京的中南海，从青年时的规矩谨慎，到中年时的狂草张扬，再到晚年的力不从心，这条签名的轨迹，其实正是他整个人生的写照。 字在变，环境也在变，但有一件事没变——他从未把签名当作简单的落款，而是用它跟世界说话，用它表达情绪、立场、愿望，甚至情绪与孤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