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大汉奸黄标被判死刑，到了刑场，黄标却很不甘心：“我每个月给新四军送了20万银元，却被当成汉奸，我不甘心啊！” 黄标这人，是个狠角色。江苏东台人，脑子活络，胆子也大。抗战爆发前，他就已经是当地的商界头面人物，搞盐业、搞运输，家底厚实。 日本人一来，很多人的人生就只剩下两个选择：要么跪下，要么倒下。黄标选择了第三种，一种在刀尖上跳舞的活法。 他跟日本人合作了。 挂上了“苏北盐垦区总队长”的头衔，帮着日本人管理盐业，维持地方秩序。在老百姓眼里，这不就是铁杆汉奸吗？吃着中国人的饭，砸着中国人的锅，给侵略者当狗，该杀！ 那个年代，能跟日本人搭上线做生意的，手上能干净到哪儿去？他有钱有势，出行前呼后拥，地方上的人都得叫他一声“黄老板”。 但这个“黄老板”又有点不一样。他不像别的汉奸那样，对手底下的人敲骨吸髓。据说他对自己的佃户、工人还算可以，有时候还开仓放粮，周济乡邻。 一个人，怎么能既是压迫者，又是“善人”呢？这恰恰是那个混乱年代最真实的写照。人性不是一张纸，非黑即白，它更像一个魔方，每一面都有不同的颜色。 现在来说说最关键的那个问题：他到底给没给新四军送钱？ 黄标在法庭上和刑场上，都提到了一个名字——贺介。 贺介是谁？当时新四军苏中军区的一位重要干部，负责情报和统战工作。黄标说，就是贺介主动联系的他，两个人秘密见了面，约定由黄标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在敌占区为新四军筹集经费和物资。 每个月20万银元，那是什么概念？在当时，这笔钱足以支撑一支不小的部队一个月的开销。除了钱，黄标还说自己利用运输队，给新四军送过药品、布匹、粮食，甚至是枪支弹药。 问题来了，证据呢？ 黄标拿不出来。他说这种事，都是单线联系，天知地地知，他和贺介知。为了保密，不可能留下任何字据。 那贺介人呢？能不能让他出来作证？ 最要命的地方就在这里：贺介同志在1943年的一次战斗中，已经壮烈牺牲了。 死无对证。 黄标的辩护，成了一面之词。而指控他当汉奸的证据，却是山一样多。他跟日本军官的合影，他签发的命令，他聚敛的财富，桩桩件件，都把他钉在了“汉奸”的耻辱柱上。 当时的社会情绪是什么样的？全国人民刚刚从十四年的血海深仇里爬出来，对汉奸的恨，是刻在骨子里的。“镇压反革命运动” 正在雷厉风行地展开，讲究的是快、准、狠，稳定新生的人民政权。 在那种“除恶务尽”的大背景下，一个证据确凿的“大汉奸”，提出的辩解却是一个已经牺牲了八年的烈士，法官和民众会怎么想？ 很多人都认为，这是黄标在利用一位牺牲的英雄，给自己脸上贴金，想逃脱正义的审判。 所以，判决很快下来了：死刑，立即执行。 一个为革命事业提供过巨额资助的“功臣”，最后却被当成民族败类枪毙，这得是多大的冤屈？ 首先，抗战时期我党的地下工作，其复杂性和隐秘性，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 为了抗日，我党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这里面就包括很多像黄标这样身份复杂的地方实力派。他们有钱、有枪、有人脉，在敌占区能办成很多我们自己人办不成的事。跟他们合作，是当时现实的选择。 这种合作，必然是高度机密的。一旦暴露，不仅合作者本人有杀身之祸，我方的地下网络也可能被连根拔起。所以，单线联系、不留文字记录，这是地下工作的基本原则。从这个角度看，黄标说“死无对证”，是完全符合逻辑的。 其次，我们再看看当时的时代背景。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内部外部都不稳定。对于前朝的“旧人”，尤其是那些有过“污点”的，政策上从严从快处理，有它的历史必然性。稳定压倒一切，这是当时的首要任务。在清理敌特、汉奸、反革命分子的过程中，个别案件出现偏差，似乎也难以完全避免。 黄标的案子，后来有没有转机呢？ 改革开放后，随着思想的解放和档案的逐步解密，黄标的后人开始为他申诉。据说，一些当年的知情人，也零星提供了一些间接的证据。但因为核心证人贺介已经牺牲，直接证据链始终无法形成闭环。 黄标的结局，是一个时代的悲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