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杜聿明因肾功能衰竭住院，病危前，他再三叮嘱妻子曹秀清：“我死以后，你不要去美国，更不要去台湾，就在大陆定居！” 说起杜聿明，那可是黄埔一期出身，根正苗红的“天子门生”，蒋介石手里的王牌。他这人，打仗是真狠，对自己人也狠，对自己更狠。 最能体现他“愚忠”的，得数1942年那次缅甸远征。兵败后，英国人说，你们可以退到印度，但必须把武器交了，以难民身份进去。杜聿明当场就炸了：“中国军人，枪都交了还叫军人吗？”扭头，他带着装备精良的第五军，一头扎进了没人敢进的“野人山”。 那地方，就是个人间地狱。瘴气、毒虫、瘟疫、饥饿……1.5万大好男儿，最后活着走出来的不到3000人。杜聿明自己也染上回归热，差点交代在那儿。他用一万多条人命，捍卫了所谓的“军人尊严”和对老蒋的忠诚。 可这份忠诚换来了啥？ 1948年，淮海战役。当时杜聿明已经被严重的胃病、肾病和脊椎病折磨得不成人形，可蒋介石一通电话，他还是被架到了徐州前线。他不止一次提出赶紧撤退、保存实力的正确方案，但老蒋在南京遥控指挥，听信一个“卧底”的馊主意，硬是让他往包围圈里钻。 最后兵败被俘时，杜聿明想的是咬碎藏在假牙里的毒药自尽。直到最后一刻，他还想用命来报答“知遇之恩”。 可他不知道，就在他一心求死的时候，他远在台湾的家人，正被他的“老板”往绝路上逼。 杜聿明被押到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当时他觉得，自己死定了。可接下来的事，让他彻底懵了。他一身是病，左肾因为结核被切了，脊椎疼得直不起腰，胃溃瘍天天折磨他。他本想绝食求死，结果呢？ 共产党这边，愣是把他当“国宝”一样治。卫生部特批当时比黄金还贵的进口药“链霉素”给他治肺结核；医生看他脊椎疼，专门给他做了个石膏床；他胃出血，医护人员24小时轮流看护，一口一口喂他特制的流食。 杜聿明后来自己都说，在东北打仗的时候，胃病疼得满地打滚，老蒋连一片止痛药都没给过他。现在，被他视为死敌的共产党，却在想尽办法让他活下去。 这是杜聿明这边。那他老婆曹秀清那边呢？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曹秀清带着几个孩子被裹挟到了台湾，日子过得那叫一个惨。蒋介石嘴上说“照顾”，实际上给的抚恤金少得可怜，一家人挤在破旧的小房子里。昔日袍泽故旧，见了她都躲着走。 最致命的一击，是他们的大儿子杜致仁。这孩子争气，考上了哈佛大学。可蒋介石听说后，立马停了学费补助，想以此要挟曹秀清，让她利用女婿杨振宁的关系，劝杨振宁回台湾“效力”。 曹秀清一个弱女子，哪有办法？杜致仁在美国断了经济来源，贷不到款，走投无路之下，选择了服药自尽。一个前途无量的天才，就这么被一纸催命的账单给毁了。 这消息传到功德林，杜聿明当场就崩溃了。他在操场上枯坐了一整天，一句话没说。 一边是“敌人”在千方百计地救他的命，另一边是自己效忠的“领袖”间接逼死了自己的儿子。那天，杜聿明在日记本上只写了八个字：“蒋氏负我，共党救我。” 1959年，杜聿明作为第一批战犯被特赦。周恩来总理亲自接见他，承诺一定想办法让他们夫妻团聚。 1963年，在大陆的精心安排下，曹秀清借口去美国探亲，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北京。 在北京火车站，当杜聿明看到那个熟悉又陌生的身影时，这对分别了14年的夫妻抱头痛哭，所有的委屈、思念和苦楚，都在那一刻释放了。 回到大陆后，曹秀清才真正明白丈夫为什么变了。这边给他们分配了宽敞的独栋小院，配了秘书、司机和厨师，生活上无微不至。而她在台湾那十几年，住的是漏雨的棚屋，干的是最累的活儿，受尽了白眼。 没有对比，就没有答案。有些选择，不是听了什么大道理，而是生活用最真实、最残酷的方式教给你的。 晚年的杜聿明，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祖国统一事业上。他当上了全国政协常委，不断给在台湾的老同事、老朋友写信，劝他们认清形势，为国家统一做点贡献。 他心里太清楚了，哪个政党是真正把人民放在心上，哪个政党是把人当成棋子和工具。 回到开头那个场景，1981年，杜聿明病危。他拉着妻子的手，反反复复就是那几句话：留在大陆，别去美国，更别回台湾。 这句遗言，是他用自己后半生的经历得出的最终结论。 去美国吗？大儿子客死他乡的痛，是一辈子都抹不去的阴影。那里虽然有女儿杨振宁，但终究不是自己的根。杜聿明有句话说得特别硬气：“杨振宁可以当美国人，我生是中国人，死是中国鬼！” 回台湾吗？那个地方，有他前半生为之卖命的“党国”，但留给他们一家的，只有冷漠、算计和家破人亡的悲剧。回去干什么？回去看那些曾经落井下石的人的脸色吗？ 所以，只能是大陆。这里，让他从一个战犯，重新活成了一个有尊严的人；这里，治好了他的病，给了他安稳的晚年；这里，有真正尊重他、需要他的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