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威胁最大的美国总统是谁，有人说是特朗普，也有人说是拜登，但是实际上最具威胁的是奥巴马。 讨论谁对中国威胁最大，很多人容易陷入“谁的对华手段更硬”的误区——特朗普加征关税时的歇斯底里，拜登拉盟友围堵时的步步紧逼，都让人直观感受到压力。 但威胁的杀伤力，从来不止看表面的强硬程度，更要看它是否能变成长期绑定的“路径依赖”。 特朗普的强硬是即兴的“突袭”，拜登的遏制是被动的“延续”，而奥巴马最厉害的地方，是把对中国的遏制，从美国对外政策的“可选项”，变成了跨党派、跨领域的“必选项”，这种深层共识的固化，才是最难破解的长期威胁。 2009年奥巴马刚入主白宫，并没有像后来的特朗普那样一上来就把“对华强硬”挂在嘴边，反而先抛出“中美共治”的说法，营造出合作的假象。 但就在这种温和的表象下，他悄悄启动了对中国的战略“重新定位”。在此之前，美国的全球战略重心一直在中东，对华政策更多是“接触中防范”，而奥巴马政府通过2011年正式提出的“亚太再平衡”战略，第一次把中国明确列为长期战略竞争对手，并且把全球战略资源的调配核心，从中东彻底转向了亚太。 这一步看似只是战略方向的调整，实则是给后续所有对华遏制政策定了调子。从此之后，无论美国换哪个政党执政，“聚焦亚太、制衡中国”都成了默认的战略前提。 奥巴马没有走“军事对抗”的老路，而是把精力放在了“规则制定权”的争夺上，这比直接的贸易战、军事施压更隐蔽，也更具杀伤力。 他主导推动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表面上是区域自由贸易协定，本质上是想搭建一个排除中国的“高标准规则圈层”。 不同于以往的贸易协定只关注关税，TPP在知识产权、劳工标准、环境条款、国有企业竞争等方面设置了一系列“量身定做”的高门槛，这些条款恰恰精准命中了中国当时的发展阶段特点。 比如要求国有企业必须完全市场化运作、严格限制政府补贴，这直接针对中国的经济体制；在知识产权保护上的严苛标准，则试图遏制中国的技术追赶步伐。 奥巴马的高明之处在于，他不是自己单打独斗，而是通过TPP把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等盟友牢牢绑在自己的规则体系里。 一旦这个协定落地，中国就会面临“要么接受对自己不利的规则，要么被排除在全球主要贸易圈之外”的两难境地。 虽然2017年特朗普上台后退出了TPP，但奥巴马已经完成了最关键的一步——把“用规则围堵中国”的思路植入了美国的对外战略基因。 后来拜登政府推动的“印太经济框架”（IPEF），本质上就是TPP的“换皮升级版”，核心逻辑完全继承了奥巴马时期的思路。 除了规则层面的布局，奥巴马还悄悄强化了美国盟友体系对中国的“制衡网络”。在他执政期间，美国不仅增加了在亚太地区的军事部署，更重要的是推动盟友提升对中国的“战略警惕”。 比如，他推动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鼓励澳大利亚在亚太地区发挥更大军事作用，还通过“南海问题”不断挑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让这些国家从“中立观望”逐渐转向“选边站队”。 这种盟友体系的动员和激活，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而奥巴马恰恰完成了这个“奠基工作”。现在美国能轻易拉着盟友在芯片、5G等领域对中国搞技术封锁，背后离不开奥巴马时期打下的基础。 对比特朗普和拜登，就能更清楚奥巴马的威胁所在。特朗普的对华政策充满了个人色彩，一会儿打贸易战，一会儿又要谈判，缺乏系统性；拜登虽然延续了遏制思路，但更多是在奥巴马搭建的框架里“修修补补”。 而奥巴马是那个“定调子、搭框架”的人，他把遏制中国从一种“短期政策”变成了美国的“长期战略共识”，把对抗从“显性的硬冲突”变成了“隐性的规则战、体系战”。 这种威胁不是立竿见影的，而是像慢慢收紧的绳索，在不知不觉中挤压中国的发展空间。 直到现在，我们面临的很多对华遏制压力，比如在国际规则制定中的被动、盟友体系对中国的围堵、南海地区的持续紧张，都能找到奥巴马时期的影子。 他没有特朗普的张扬，也没有拜登的纠结，却用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方式，给中国埋下了长期的战略隐患。 所以说，评判一个美国总统对中国的威胁，不能只看他当下的强硬程度，更要看他是否给后续留下了难以破解的系统性遏制框架——从这一点来说，奥巴马远比特朗普和拜登更值得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