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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关键时刻，中央的意见来了。1934年2月，中共上海中央局给鄂豫皖苏区下指示：红军可以分成两块，一块分散到根据地边缘打游击；另一块主力，则应考虑完全离开根据地，“军事上退却以保存干部”。翻译成人话，就是：地方上留下点火种继续折腾，但主力要尽量撤出去，不要全搭进去。

差不多同一时间，成仿吾从鄂豫皖出发去中央苏区汇报，把那边的困境原原本本说了一遍。中央根据他的报告，也认同了“支持根据地红军转移”的方向。到了1934年秋天，中央又派程子华带着更具体的指示，亲自冒着风险跑到鄂豫皖来传达意见。

这时候，鄂豫皖省委已经清楚：再在原地硬扛下去，就是一点点地把这支队伍耗光。所以，1934年11月11日，省委在光山县花山寨开会，把周恩来的指示和中央精神传达了一遍，最后做出重大决定：集中大部分地方武装和部分干部，跟着省委和红25军暂时离开老根据地，向西跨过平汉路，准备寻找新的落脚点；而红28军和另一部分干部，则留在原区坚持游击，守着这一块最后的红色据点。

这支留下来的红28军，后来在抗战爆发后，成了新四军第四支队的主力之一，这个脉络在军史里是能对得上的。


五天之后，也就是1934年11月16日，红25军打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旗号，从罗山县何家冲出发，一头扎进大别山以西错综复杂的山地和敌军封锁线，开始了自己的长征。

一出发，国民党就猜到了：这支红军不是简单“转移”，肯定要往外突围，于是又调了三十多个团堵截，几乎是全程紧追不放。红25军从河南南部出发，先打穿敌人封锁线，翻过伏牛山，途中经历了像独树镇战斗那样非常危险的遭遇战，伤亡不小，但硬是撕开了缺口，最终离开河南，进入陕南一带。

进入陕南之后，红25军做了一个当时看起来有点“反直觉”的决定：不急着往更远的地方跑，而是在这里尝试建立新的根据地。

为什么选陕南？几个现实因素摆在那里：一是这里地处山区，地势复杂利于游击作战；二是国民党在当地的统治力量相对薄弱，军警数目有限，控制力不强；三是老百姓生活很苦，负担重，对国民党本来就没什么好感，更容易争取支持。正是在这样的判断下，他们在陕南扎下脚，逐步发展成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

这一段的成果非常不容易。红25军本来出发时也就三千来人，按一般常识，长征路上不是打仗伤亡就是掉队失散，能走到终点不减员就算奇迹了，可他们在这个过程中，一边打、 一边宣传、一边发动群众，居然“边走边长”，成了四支长征队伍里唯一一支兵力不减反增的红军。这一点，在党史、军史的正式研究里都有明确提到。


但是，兵力增长归增长，根基薄这个事实没变。即使在鄂豫陕站稳脚跟的时候，红25军主力也不过三千多号人。你拿三千来人，要撑起一块根据地、要打游击、要顶敌人的围剿，这压力可想而知。

既然在陕南扎了根，问题自然就来了：接下来往哪儿走？往东，试图恢复鄂豫皖老苏区？往西，入川跟红四方面军会师？还是往北，去跟陕北的红军会合？

其实很多人不知道，红25军并不是没想过、也不是没试过跟红四方面军联系，恰恰相反，他们花了不少心思。早在1935年2月，红25军就派人带报告去找红四方面军，想建立直接联系；结果那人一去不回，不知道是路上牺牲了，还是被敌人抓住，看各种资料推测，很大可能已经遇害，反正从此没消息。到了5月，他们又请了一个同情革命的四川籍群众，帮忙带信去找红四方面军——依旧石沉大海。

从这一点就能看出来，所谓“红25军不去找四方面军”这个说法，本身就不准确。客观讲，他们想联系、也试图找，但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敌人电台严密监听、情报极容易被截断的年代，要两支相距几百公里、又都在打仗的红军互通信息，本身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豆包 @红色书库11 @中国传统文化集锦 中央红军苏区 苏区红军 苏区土改 苏区研究 鄂豫皖老区 湘鄂川黔苏区 苏区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