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初很多将领打辽国其实很轻松，之后输的一塌糊涂，都是很莫名其妙的，比如说崔翰。

太平兴国四年（979年）秋，高粱河新败的阴影尚未散去，辽景宗耶律贤便命燕王韩匡嗣率十万铁骑大举南侵。旌旗蔽日，铁蹄撼地，辽军挟高梁河大胜之威，意图一举荡平河北。

宋廷震动。太宗虽败退汴京，却未慌乱，迅速在河北布下防线：殿前都虞候崔翰知定州，与镇州监军李继隆合兵一处，共御强敌。然而，临行前太宗亲授阵图，严令诸将按图布阵。这份沉甸甸的“锦囊”，成了悬在崔翰头上的利剑。

十月初，辽军铁骑漫过徐河，进抵满城以西。崔翰登上高阜瞭望，只见“东西亘野，不见其尾”。他按太宗阵图，将八万宋军分为八阵，每阵相距百步。然而八阵星罗棋布，兵力分散，面对契丹骑兵的潮水冲击，无异于自缚手脚。

士卒们望着稀疏的阵线，面露惧色，“士众疑惧，略无斗志”。右龙武将军赵延进急奔而来：“今敌众若此，而我师星布，其势悬绝！不如合而击之，违令而获利，不犹愈于辱国乎？”

崔翰攥着阵图的手微微颤抖：“万一不捷，则若之何？”

帐中一片死寂。诸将面面相觑，谁也不敢承担“擅改诏旨”的死罪。就在这时，镇州监军李继隆霍然起身。

这位出自将门的监军，目光如炬，声如洪钟：“兵贵适变，安可以预料为定！ ”他环视众人，一字一句道：“违诏之罪，继隆请独当之！ ”

这句话如同惊雷炸响。崔翰望着这位甘愿以性命为全军担保的监军，终于咬牙拔剑：“变阵！合八阵为二阵，前后相副！”

阵型既变，“士众皆喜”，士气复振。与此同时，崔翰定下诈降之策。

使者入辽营，卑辞乞降。辽军主帅韩匡嗣大喜，不疑有他。唯有惕隐耶律休哥察觉异样：“彼军气甚锐，疑诱我也！”韩匡嗣嗤之以鼻，全然不予理会。

就在辽军松懈之际，宋军二阵如两柄巨锤，从正面猛然砸下。与此同时，崔彦进率精兵从黑芦堤北衔枚疾进，突袭辽军侧后。

三路合击，辽军仓皇应战，阵脚大乱。“三战，大破之，敌众崩溃，悉走西山，投坑谷中死者不可胜计”。宋军追奔至遂城，“斩首万馀级，获马千馀匹，生擒酋长三人，俘老幼三万口”。辽军几乎全军覆没。

捷报飞驰汴京，太宗手诏褒奖。满城之战，就此载入史册。

满城之战中，崔翰临阵决断、以诈降惑敌，堪为大将之才；但若无李继隆挺身担罪，宋军或已按图自缚，葬送八万精锐。正是这位监军的担当，成就了一场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史笔如铁，满城烽烟虽已散尽，但崔翰与李继隆的名字，永远铭刻在这场大捷之中。北宋是怎样失去了“燕云十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