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原本安排傅作义担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行政三级，级别已经不低。但毛主席觉得还不够，说：“如果傅作义死守北平，或许我们就不能在这里开会了。傅作义为国家立了大功，一定要给他安排个部长。”
傅作义后来干了23年水利工作，这件事如果只看结果，很容易觉得只是一次普通的人事安排。可把时间拨回1949年，就会发现，这个任命背后连着北平和平解放，也连着傅作义后半生一次相当大的转弯。
1949年1月，天津解放以后，北平的军事形势已经十分明朗。继续守城，意味着一场规模不小的城市战；接受和平改编，则能让这座古城尽量避开炮火。经过多轮谈判，傅作义最终接受和平解决方案，所部陆续开出城外接受改编。
1月31日，北平宣告和平解放。这里面的意义，不只是少打了一仗。北平人口众多，城内还有故宫、天坛、北海等大批古建筑和文物。一旦陷入长期攻防，人员伤亡、城市破坏和战后恢复都会成为沉重负担。
也正因为这样，傅作义此后的工作安排，并没有简单按照一个原国民党高级将领的身份处理。1949年2月22日，他前往西柏坡。几个月后，到了香山，他今后究竟做什么的问题再次被谈起。
傅作义自己提出了一个方向：水利。
这个选择并不是毫无来由。他过去长期在绥远工作，对河套地区农业、水患和灌溉都有接触。对当地百姓来说，黄河既能带来灌溉，也可能带来洪灾。一条渠修得怎么样，一段堤守不守得住，直接影响庄稼收成。
傅作义后来表达得很实际，搞水利能够直接为老百姓办事。于是，原本想着回河套做些水利工作的他，被推到了一个更大的位置——管理全国水利。
1949年10月19日，傅作义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水利部部长。11月1日，水利部正式办公。仅仅一个星期以后，11月8日，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全国性水利工作会议就召开了。
摆在傅作义面前的，并不是一副轻松的局面。那几年不少地方遭受水旱灾害，很多旧河堤年久失修，水文资料不够完整，各地区水利机构的管理办法也不统一。新成立的水利部，需要一边搭架子，一边处理已经逼到眼前的问题。
傅作义过去面对的是军情，现在桌上铺开的却是黄河、淮河、长江等水系图。两种工作看起来完全不同，实际上都有一个共同要求：不能只坐在办公室里判断情况，必须知道现场究竟发生了什么。
这一点后来成了傅作义主持水利工作很明显的特点。他经常往外跑，看河道，看堤坝，也看施工情况。他和技术人员交谈时，更关心工程到底能不能解决问题，而不是场面做得有多漂亮。
真正让新成立的水利部迅速进入“大考”的，是1950年的淮河洪灾。淮河流域受灾严重，治理问题已经不能继续拖下去。1950年8月25日至9月12日，水利部召开治淮会议，各方面人员坐到一起研究方案。
同年10月14日，治理淮河的决定公布，“蓄泄兼筹”成为重要思路。换成容易理解的话，就是不能只想着把洪水往下游赶，也不能只靠蓄水硬扛，而要根据上中下游不同情况一起安排。
到了1951年，傅作义与李葆华到淮河流域检查。前往洪泽湖蒋坝途中，有大约三十里路汽车无法通行，傅作义没有因此折返，而是跟工作人员步行过去，只让牲口驮着行李。
这样的经历后来还有不少。建设三门峡水利枢纽期间，他从黄河下游一路看到上游部分地区。天气炎热时照样跑现场，有时还要在条件简单的地方住宿。对一个已经五六十岁的人来说，这种工作强度并不轻。
1957年4月，傅作义到山西视察水利时，因为劳累突发心脏病，住院治疗。身体已经发出警告，可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他仍然留在水利系统工作。
1954年，傅作义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同时继续负责水利工作。1958年机构调整后，他出任水利电力部部长。也就是说，对他而言，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是重要职务，但真正占据其后半生大量时间的，还是治水。
这一点恰恰值得细看。一个过去统率大批军队的人，新中国成立以后没有把主要精力放在过去熟悉的军事领域，而是拿出20多年时间研究江河湖泊。身份变了，处理问题的方法也在变。
战争中，一次决定可能几个小时就看到结果；水利工程却完全不同。一座水库、一段堤防、一套流域治理办法，往往几年甚至更久才能看出效果。过去讲的是兵力部署，后来面对的是水文、地质、灌溉和防洪，这实际上也是一次重新学习。
傅作义能够在这个位置干下去，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原因：他没有把部长理解成一个荣誉性的安排。下基层、看现场、找技术人员研究问题，这些事情贯穿了他的水利生涯。1972年10月，因为年事已高、身体状况下降，他辞去水利电力部部长职务。

1974年4月19日，傅作义在北京病逝，终年78岁。回望他的后半生，“水利部长”并不是一个象征性的头衔，而是一份真正做了20多年的工作。
所以，评价傅作义1949年以后的经历，不能只停留在“给了他一个什么级别”。更重要的问题是，一个曾经握有重兵的人，在历史转折之后被安排到什么位置，又在那里做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