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图这张照片一度被认为是最有份量的一张合影，因为：照片中的毛泽东和朱德，是近代史上最有分量的二人组。 朱德和毛泽东并称“朱毛”是有原因的

1930年1月，毛主席在写给林彪的信中用了一个很少见的说法：“朱德毛泽东式”。
短短六个字，距离井冈山会师还不到两年。

1928年4月，朱德、陈毅带着南昌起义余部和湘南起义部队来到井冈山时，两支武装都谈不上强大。可到1930年，毛主席已经可以用两个人的名字，指称一种有红军、有根据地、有群众、有地方政权支撑的革命方式。

“朱毛”后来叫得响，根子其实就在这两年里。

1927年南昌起义发动时，主力主要掌握在贺龙、叶挺所部手中。朱德参加了起义准备，后来担任第九军副军长、军长，但他真正承担起保存一支独立武装的重担，是在南下主力失败以后。

三河坝撤出的部队得知潮汕方向已经失利，原来的指挥体系迅速瓦解。

军官离开，士兵掉队，部队一路进入赣南，建制已经残缺。朱德、陈毅、王尔琢等人把人重新拢起来，整顿组织，稳定队伍。经过这一轮淘汰，留下来的约八百人，成了以后红四军极有价值的一批军事骨干。

朱德手里有了骨头，却还没有一块可以长期立足的地方。

部队后来进入湘南，发动起义，又吸收了大批农军。到向井冈山转移时，朱德直接掌握的部队约两千余人，另外还有数千名湘南农军。这支力量比赣南最困难时大得多，可它刚刚经历湘南局势变化，仍然需要一个能够安顿部队、组织群众、补充兵员的稳定区域。
井冈山恰好提供了另一半条件。

毛主席率秋收起义余部上山以后，已经进行了三湾改编，在部队内部建立和加强党的组织，又同井冈山地方党组织以及袁文才、王佐的武装发生联系。这里开始有地方组织，有群众工作，有土地和政权建设，也有能够支援红军的地方力量。

可井冈山同样有自己的难处。一个根据地要守住，不能只有地方武装和数量有限的主力。
湘赣两省国民党军随时可能组织进攻，红军需要能够集中使用、具有较强作战经验的军事骨干。

于是，1928年4月底在宁冈砻市发生的会师，解决的其实是两个不同的生存难题。

朱德的队伍需要根据地，井冈山需要更强的主力；南昌起义留下来的军事骨干需要新的生存方式，毛主席经营起来的根据地也需要一支能在外围机动作战的红军。

两支部队很快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主席任党代表兼军委书记。

这一安排看起来只是两个职务，实际牵动的是整支军队的运转。
红四军以后打仗，已经不能只盯着歼敌多少。主力出击时，地方组织要筹粮、动员群众、补充兵员；敌军压来，根据地又需要红军主力牵制和打击。袁文才、王佐的地方武装，地方赤卫队，以及陈毅、王尔琢等干部，都被纳入这套体系。

这也是“朱毛”二字最容易被忽略的一层：它指的从来不只是两个人关系亲密。

到1928年、1929年间，湘赣地方党组织和中央文件已经开始使用“朱毛红军”的称呼。
陈毅后来向中央报告红四军情况时，同样以“朱毛红军”来称呼这支力量。两个姓氏渐渐成为一支主力红军的识别名称，因为那支军队的作战、建军和根据地经营已经连成一体。

可两个人并没有因此变成毫无分歧的搭档。
1929年，红四军内部围绕前委与军委关系、党对军队的领导以及政治工作方式发生激烈争论。

毛主席一度离开红四军主要领导岗位。这样的冲突恰恰暴露了会师以后必须解决的第二个问题：队伍可以合编，人马可以集中，两种不同经历形成的工作方法却不会自动变成一种制度。

中央“九月来信”随后介入，既指出红四军领导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也明确要求维护朱德、毛主席的领导。年底召开的古田会议，又把党对军队的领导和政治工作的原则进一步确定下来。

这段波折很重要。
假如“朱毛”仅仅依靠两位领导人的私人默契，1929年的争论完全可能成为一道裂口。红四军最终走出的办法，却是让争论进入党的组织程序，再把解决办法落实到军队制度中。

两个人依旧有不同的经验和职责，但整支军队不再靠个人之间是否意见一致维持。

到了1930年，这个变化已经有了清楚结果。
红一军团成立，朱德任总指挥，毛主席任政治委员；红一方面军组成以后，朱德任总司令，毛主席任总政治委员。与此同时，毛主席在讨论中国革命道路时，已经把“朱德毛泽东式”写进自己的文字。

从1927年南昌起义失败后保存下来的那批骨干，到井冈山已经生根的地方组织；从湘南转移而来的农军，到1929年红四军内部那场并不轻松的争论，它们一层一层把“朱毛”两个字撑了起来。

所以照片里真正有分量的，并不是两个人恰好站在一起。

更耐人寻味的是，两支都曾被逼到险境的武装，在井冈山各自拿出了对方最缺的东西

等到红一方面军成立时，“朱毛”已经从两个人的姓名，变成了一支军队走过失败、会师、扩张和整顿之后留下的称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