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三角平原，其实是个民族大熔炉。很多进入珠三角的客家移民后代，在这种复杂的族群社会当中，大多很容易的被融入其中。

历代北方中原南迁移民(客家先民)，在进入岭南之后。
如果长期留居于诸如粤、赣、闽等闭塞山区的，大多还能保留有不少北方中原民风旧俗和礼乐文化及方言传统；

但是，如果徙入珠三角平原等等这种百越人世居之地后。那么，不出多久，则大多还是会选择入乡随俗，逐步的本地化，以至又融汇于本土族群社会之中。

此种现象，其实自古以来就有多见。远的不说，单指近代点的，比如袁崇焕、孙中山、蔡廷锴诸辈，其家族发展的渊源，皆可从中窥见出这一迁徙融合的历史轨迹。

北方外来移民迁入岭南，“聚居山区生活的，如在大冰箱，仍能存古；再迁入平原流域，百越族群相对密集地区的，虽然保留有外迁历史记载，但大多也会融合入当地族群生活”。

就好比袁崇焕、孙中山、蔡廷锴……这些北方外来移民后裔，其家族渊源，都不是珠三角平原流域的原住民。所以说，正是这一规律，在不同历史断面上，都有生动的投影。正是历代北方中原移民的注入，加快了岭南平原地区，当地百越人汉化的进程。

之所以说“山区像是个大冰箱，能够存古”，主要体现在了客家民系，封闭保守的文化坚守:

客家先民，多为避乱南迁的中原士族，在迁入赣闽粤交界的闭塞山区后，为了保持文化正统传承，而主动的选择了与土著相区隔。从而，形成了语言、礼俗、心态上“维持中原正统”的特点。

所以，语言上固守“宁卖祖宗田，勿忘祖宗言”的祖训，保留了较多中古汉语特征。
礼俗上，保留北方士族身份，以客居南方的中原人而自居，历来重视华夏正统，坚守祠堂祭祀、昭穆制度、婚丧周礼等习俗，明显有别于当地南方土著。
所以，心态上有洁癖，自视为“中原衣冠士族”之后，有着中原人根深蒂固的门第观念和文化优越感。

为了摆脱山区贫穷状况，而选择南迁珠三角等地的北方移民，在进入开阔富饶的平原环境后，大多还是选择了本土化，融入了当地族群社会。

所以，与山区移民相对比，迁入珠三角平原等百越世居之地的北方移民，因不占人口基数上的多数，在与本地族群长期交错杂居中，逐步“入乡随俗”，从而，又最终形成了新的汉越民族共同体(广府民系)。

这种融合，除了血脉通婚上，也体现在了当地民风习俗及语言上。比如，当地白话(广州话)，虽源于古汉语，但由于主体是珠三角当地人，因此，受百越语言影响很多，从而形成了独特的音调和词汇，明显的不同于北方中原官话口音。

我们可以从这三位名人，其体现出来的这种“同源而异流”的轨迹，就可以看出。他们本质上，都是北方移民后代，而不是珠三角当地原生土著人。其中：

袁崇焕（东莞籍），其先祖袁仍，于北宋时，从江西迁居东莞温塘。虽居于珠三角，但其族源就是 “客家人” 。他的家族，像一枚楔入广府地区的文化“化石”，体现出的是北人迁入，本土越化的特征。

孙中山（中山籍），孙氏先祖，也是从河南开封，经江西、福建，再迁至广东紫金，徙增城，最终才定居于中山的。可见，孙中山的族属虽有争议，但其先祖来源，本身就是来自客家聚居地，其家族迁徙路径，完美体现了中原客家移民的南迁过程。

蔡廷锴（罗定籍），其族源争议，也恰是“外来融合本土化”的写照。所以，一方称其先祖，来自梅州平远（客家地区）；而另一方则指其，经南雄珠玑巷入粤，为“广府当地人”。这些，都说明了其家族原是北方移民，而非岭南土著，祖根都不在南方。只是后来，由于深度融入广府当地族群社会，才慢慢归化于本地的典型。

所以，所谓“广府人”，其实是基于珠三角岭南本土文化为基础，然后不断融入北方移民，才慢慢形成的汉越族群社会。历代进入珠三角的客家移民后代，在这种复杂的族群社会中，很容易被融入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