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我国女翻译刘禄曾随代表团赴美访问。交谈中，她察觉一位美国男子始终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自己。没过多久，这名男子突然情绪激动，快步冲到她跟前，一把紧紧握住了她的手。

1979年，纽约的一场聚会上，一名高个子美国男子走到刘禄曾面前，询问她的来历。确认身份后，他热情地握住了她的手。眼前这位中国女翻译，竟是他二十多年前在朝鲜战场上认识的人。

男子叫詹姆斯·伯特纳，当时已经经营餐馆。可在1951年春天，他还是美国海军陆战一师的一名新兵，被俘后接受过刘禄曾的审讯。从那次见面到纽约重逢，过去了28年，他依然记得她。

这次相遇，有一个特殊背景：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同年，刘禄曾陪同教育家吴贻芳赴美访问。过去在战场上面对美国军人的她，如今以外事工作者的身份，来到美国参加交流。

我觉得，这段往事最值得讲的，就是一个人为什么能让昔日的对手记住那么久。场面再热闹，也比不上亲身经历有分量。伯特纳当年生病时，刘禄曾究竟怎么对待他，才是这次握手背后真正让人动容的地方。

当年在战俘收容所，伯特纳发起了烧。有人以为他在装病，刘禄曾没有照着这个判断处理，而是了解情况，安排军医给他看病、用药。到了转送战俘的时候，她又让生病的伯特纳乘车。

还有一次，一名小战士刮伯特纳的鼻子逗他，刘禄曾看见后立即制止。理由很明白：这样的举动不尊重人，不符合宽待俘虏的要求。这些事情，都出自刘禄曾晚年接受采访时的回忆。

在我看来，这种处理尤其可贵。战俘有没有生病，要核实；需要治疗，就找医生。不能因为对方曾经拿枪对着我们，就把他的病痛当成装出来的。我认同这样的原则：保家卫国必须坚决，对已经放下武器的人，也必须守住纪律。

伯特纳记住的，还不止这些。新浪刊载的新华网署名账号文章记述，两人在纽约重逢时，他提到了一件圣诞礼物：一枚红底、带有白色“和平”字样的小别针。他告诉刘禄曾，自己一直把它保存在家中。

小别针值不了多少钱，却被他保存多年。从接受治疗，到受到尊重，再到收到节日礼物，这些具体经历，成了他认识志愿军的一部分。多年后见到当事人，他提起来的，仍是那些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

不过，别以为刘禄曾的工作只是坐下来聊聊天。她承担过战俘谈话和翻译任务，也到前沿阵地做过英语广播。那时候的广播设备，要靠手摇发电机供电。她向美军喊话、播放歌曲，做的是战场上的敌军工作。

这份工作既要懂语言，也要懂对方。把中文换成英文，只是第一步；对方听不听、能不能听明白，还要看内容怎么组织。遇到一个具体的人，也不能光顾着讲大道理，连他正在发烧都不管。

我认为，刘禄曾令人敬重的地方，就在于她把原则落实到了行动里。她有明确的立场，也愿意认真了解一个战俘的实际处境。这样的工作，比居高临下训几句话难多了，也更能让人服气。

等到1979年再见，伯特纳已经回归普通人的生活，刘禄曾也在从事外事工作。两个人能够在纽约相认，与两国关系发生变化密不可分。个人之间保存着记忆，国家之间改善关系，则让面对面的交流有了更多机会。

中美走到建交，并非突然之间。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美发表《上海公报》；此后经过谈判，双方于1978年12月宣布建交决定，1979年正式建交。这些年份看起来只隔着几行字，实际经历了多年努力。

这种变化，也反映在普通人的往来中。外交部2009年纪念中美建交30周年的文章记载，当时两国人员往来每年已超过210万人次，缔结了35对友好省州和145对友好城市。从少量接触到越来越多人能够见面，关系改善带来的变化，是看得见的。

我始终觉得，讲这段历史，既要记住志愿军为什么出征，也要珍惜后来能够和平交往的机会。国家利益要维护，普通人之间的善意也值得认真对待。把这两件事都做好，需要底气，也需要清醒。

再回头看纽约的那次握手，真正留下分量的，是28年前那些具体的行动：病了有人安排治疗，受了捉弄有人出面制止。多年过去，伯特纳还能认出刘禄曾，还愿意走上前握住她的手。这份尊重，是她当年一件事一件事做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