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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利比里亚总统多伊浑身赤裸地瘫坐在地上,他的十指被砍掉,耳朵和下体也被

1990年,利比里亚总统多伊浑身赤裸地瘫坐在地上,他的十指被砍掉,耳朵和下体也被割掉,他脸上的表情痛苦万分,嘴里不停地叫喊着,为何周围却没有人理会他? 那年9月10日凌晨,利比里亚首都蒙罗维亚郊外一处破败的兵营里,塞缪尔·卡尼翁·多伊瘫坐在地,赤裸着身体,鲜血从指尖、耳朵、下体不断流出。 他嘴里喊着话,声音嘶哑,他的声音在水泥墙之间来回回响,可周围没有一个人理他。 那些曾经在他命令下一枪毙命政敌的士兵,站在一旁冷冷旁观,甚至有人点了根烟,像在看一场戏,没有人帮他,没有人同情他,即使他在求饶,也没有人相信他真的会悔改。 这个场景如果不是有录像流出,人们大概难以相信一个国家总统会有如此结局,可这正是利比里亚历史上真实发生的事。 多伊被自己曾经豢养的暴力与仇恨活活吞噬。 利比里亚是非洲历史上唯一一个由美国黑奴后裔建立的国家,1847年建国后,它就变成了一个“非洲的美国殖民地”,表面独立,实则由美裔黑人统治。 这部分人占人口不到5%,却牢牢掌控国家政权、经济命脉、教育资源。 他们穿西服,说英语,信基督教,把自己看作是“文明人”,而对土著黑人则视若草芥。 多伊就是这个长期被边缘化的土著群体的一员,他1951年出生在东南部的克兰族村庄,家里贫困,接受教育的机会极其有限。 1969年,他参军,用他自己的话说,“军队是我唯一的出路。” 军营里,他一直沉默寡言,但对上级命令绝对服从,没人注意到这个靠边站的小士兵,直到1980年4月12日清晨。 那天凌晨,他带着一队不到20人的士兵冲进总统府,抓住正在睡觉的总统威廉·托尔伯特,然后开枪打死了他。 托尔伯特的内阁成员中,有13人第二天就在沙滩上被处决,场面由国家电视台全程直播。 从那一刻起,多伊成为了新的国家元首,一个原本只有小学学历的下士,成了总统。 美国起初对这场政变表示“关注”,但很快就默许了多伊的上台,冷战还在继续,美国对非洲的兴趣主要是防止苏联势力渗透。 托尔伯特在位时曾向东德靠拢,这让美国极为不满。 多伊政变上台后,立刻表示将“坚定亲美”,美国很快恢复并加大了对利比里亚的援助,甚至派顾问帮助他“组建政府”。 可多伊并没有真正建立起一个国家机器,他更像是在军营里当了总统,他信任的不是专业官员,而是跟他同族的军中兄弟。 他把政府关键职位分给克兰族人,警察、军队、财政、外交,几乎都由自己人把控。 他不信任其他族群,尤其是人口众多的吉奥族与马诺族,任意抓人、打压、暗杀,搞得全国人人自危。 1985年,他举行了名义上的“大选”,但投票还没结束,军队就在计票中心制造混乱,把反对派吓跑,然后宣布多伊“以绝对优势胜选”。 国际社会对此心知肚明,但美国还是选择支持——他们需要一个能控制局势的“稳定因素”,可这个“稳定因素”很快就成了定时炸弹。 不少援助资金进入他的私人账户,军队和警察靠敲诈勒索维持生计,粮食价格飞涨,城市失业率突破60%,乡村地区几乎回到原始状态,更要命的是,族群矛盾在他的统治下彻底撕裂。 1989年圣诞节前夜,前政府高官查尔斯·泰勒从科特迪瓦边境带着不到200人的小队进入利比里亚,打着“民族解放”的旗号发起武装起义。 他们很快就攻下一座又一座城镇,沿路扩军,几个月内控制了大半国土,多伊政府军战斗力极低,士兵逃跑、投降、倒戈成常态。 多伊开始恐慌,开始大规模处决被怀疑通敌的官员,连军中高层也不放过。 1990年9月9日,他决定亲自前往西非维和部队驻地寻求谈判,却在途中被普林斯·约翰逊的部队伏击抓获。 普林斯·约翰逊原本是泰勒的下属,后因权力分歧自立门户,他对多伊的痛恨比泰勒有过之而无不及。 他把多伊押进兵营,亲自审问,审问过程被全程录像,录像中,多伊不停祈求,试图用手势表达愿意合作,但约翰逊根本不听。 他只冷冷说了一句:“你杀了那么多人,现在该轮到你了。” 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多伊经历了折磨,他的每一根手指被一根一根砍掉,耳朵、舌头、下体被割下,最后满身是血地死去。 尸体被扔在营地门口,任人来围观,这个过程没有任何审判,没有律师,没有记录,只有复仇。 多伊曾公开处决前总统,如今自己也死于同样的方式,他曾用族群仇恨控制国家,最后被族群仇恨反噬。 他曾依靠美国支持建立权力巢穴,但当冷战结束、国际格局变化,美国转身离去,他连求助的对象都没有。 更残酷的是,多伊死后利比里亚并未迎来和平,查尔斯·泰勒最终掌权,却比多伊更加残暴。 整个90年代,这个国家陷入持续内战,死亡人数超过25万,占全国人口的十分之一,直到2003年泰勒下台,利比里亚才慢慢开始恢复。 多伊不是一个孤立的个体,准确的说,他是一个为了权力不惜一切代价的独裁者,最终被自己制造的恐惧与仇恨所吞噬。 多伊的末路是一面镜子,照出权力如果没有制衡,会带来怎样的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