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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在这些矛盾中心的人，是周恩来。他的职务是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在党内的地位仅次于博古，是三人团的成员之一。三人团是长征前夕成立的最高领导机构，由博古、李德、周恩来三人组成，负责党和红军的最高决策。但周恩来的处境非常尴尬，他不同意李德的军事路线，却又不能公开反对，因为当时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少数必须服从多数。他没有决定权，只有执行权。

这种尴尬的局面让周恩来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白天他要处理潮水般涌来的军务电报，协调各军团之间的行动，安排伤病员的转移，筹集粮食和弹药。晚上他睡不着，经常一个人点着蜡烛看地图，一看就是大半夜。他瘦得厉害，原本就不胖的脸颊完全陷下去了，颧骨高高地凸出来。邓颖超不在身边，留在江西苏区了，没有人照顾他的生活。警卫员给他端来一碗热米汤，他常常放到凉透了都顾不上喝一口。

周恩来的处境比表面看起来更艰难。长征出发前，毛泽东在党内处于被排挤的地位。自从一九三二年宁都会议之后，毛泽东被解除了军事指挥权，只保留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虚衔，实际上处于靠边站的状态。长征出发的时候，博古甚至不想让毛泽东随队转移，打算把他留在江西苏区，是周恩来坚持要带上毛泽东，他才得以随中央红军一起长征。

这个细节很多人不知道，但它非常重要。周恩来为什么要保毛泽东？那时候他们之间的关系并不亲密，周恩来是留法学生出身，在党内长期担任领导职务，毛泽东则是从井冈山打游击起家的，两人在宁都会议前后还有过分歧。但周恩来有一个特点，他识人。他看得出来毛泽东在军事上有真本事，那种本事不是书本上学来的，是打出来的，是用鲜血验证过的。他不忍心把这样一个人丢在苏区等死，他要带他一起走。

湘江战役之后，周恩来保毛泽东的意义完全显现出来了。当红军陷入绝境的时候，当李德的指挥把队伍带进死胡同的时候，毛泽东成了唯一的希望。这不是哪个人刻意安排的，是形势逼出来的，是所有红军将士的共同感受。

毛泽东在担架上开始行动。长征出发时他患了疟疾，身体虚弱得走不了路，是王稼祥把自己的担架让给他，两个人轮流躺。王稼祥是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在三人团里排第四，中过弹，腹部有伤，也走不了路，两个病号就这样躺在担架上，在行军途中进行了一场改变中国命运的对话。

毛泽东对王稼祥说:这样硬打不是办法，我们要改变路线，不能往敌人的口袋里钻。王稼祥深以为然。他又去和张闻天谈。张闻天是政治局常委，原来属于留苏派，和博古关系密切，但湘江的惨败让他开始反思，他也觉得李德那套不行。这几个人在行军途中不断地交换意见，逐渐形成了一个共识:必须召开会议，解决军事指挥权的问题。

周恩来知道这些情况，他没有干涉，甚至可以说是默许了。以他的政治敏锐性，他完全清楚毛泽东在做什么，但他选择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不是圆滑，而是一种更高级的政治智慧。他知道目前的军事路线必须改变，但公开挑战博古和李德的权威会造成党的分裂。他需要一个时机，一个水到渠成的时机。

通道会议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召开的。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二日，中央红军到达湖南通道县，在这里召开了一次紧急军事会议。开会的地点是一座侗族吊脚楼，木头房子，四面透风，冷风从板壁的缝隙里灌进来，吹得桌上的马灯摇摇晃晃。参加会议的人围坐在几张粗糙的木凳上，有人披着毯子，有人缩着脖子，每个人的表情都很凝重。

李德在会上坚持原来的计划，要北上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毛泽东站了起来，他身体还很虚弱，说话的时候声音有些发颤，但语气非常坚定。他指着地图说，蒋介石已经在湘西布下了口袋阵，十几万大军等着我们往里钻，现在去湘西等于自投罗网。他建议放弃北上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