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在明政府正大力推动中韩关系改善之际，韩国民间的反华谣言却是层出不穷。

面对这股歪风，这位韩国总统终于忍无可忍，亲自在社交媒体下场辟谣，他点名“首尔经济电视台”，称其发布的“中国人在韩国首都炒地产”，完全是为煽动反华情绪刻意炮制的假新闻。而在一天前的国务会议上，李在明更是干脆要求法务部研究针对此类假新闻的处罚条款。

李在明作为一国元首，短短两天时间内，他连续在高层会议和社交平台上，对涉及特定国家的谣言展现出如此高的政治调门与“雷霆手段”，实属罕见。这场舆论治理行动，同时也是一次极为深刻的外交宣示，标志着李在明上台以来，韩国在对华政策上正全面向务实主义靠拢，告别前任尹锡悦的阵营对立路线。

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李在明要想贯彻这种务实，将其从国家元首的政治意志，自上而下地转化为韩国社会的政策共识，同样有很长的路要走。

李在明之所以要亲自辟谣，是因为这则假新闻将韩国舆论对首都房价的敏感和焦虑，以及长期存在的“反华情绪”进行了恶意捆绑，对民粹主义进行定向煽动，极具破坏力。一旦韩国政府任由此类假新闻蔓延，不仅会彻底毒化民意，更会引发社会群体性对立，甚至造成外交事件。

要知道，在审判尹锡悦的时候，后者动不动就要攀扯中国，以至于那段时间，韩国反华情绪空前抬升，更有尹锡悦支持者尝试冲击中国使馆，引发了中方的关切。有前车之鉴在，李在明更要防患于未然，以总统的权威戳破谎言泡沫，给民间的狂热情绪降温。

另外，在韩国政治光谱中，媒体往往具有鲜明的党派色彩。部分保守派媒体为了迎合右翼群体，往往会刻意炮制所谓的“中国威胁论”，等到形成一定声量，再来对主张对华务实的政府施压，就是冲着李在明来的。

因此李在明直接点名特定媒体，要求法务部研究处罚条款，就是要抓典型，明确政府决策和国家利益不能被媒体流量和党派私利绑架。

打击涉华谣言，既有助于李在明政府引导舆论，重塑理性讨论的空间，也是他修复中韩关系的延续，要想维持对华互动的良好势头，既要通过高层往来累积互信，也要国内民意的支撑。

当涉华谣言拖了后腿，李在明就要展现严厉姿态，展现韩国新政府净化舆论土壤，构建负责任外交关系的诚意。他将炮制涉华谣言直接定性为“对国家毫无益处”，无疑是划下了一道全新的政治红线。

李在明对国内反华情绪的警惕，反映的是韩国在生存与发展上面临的严峻现实。对处于大国地缘夹缝中的韩国而言，有必要重构全面、深入且务实的对华政策。他当选总统之际，打着“复苏经济、恢复民生”的旗号，这就需要多在中韩关系上下功夫。再怎么说，中国都是韩国多年来的最大贸易伙伴、最大出口市场和最大进口来源国。

韩国很多高科技支柱产业，在供应链上游对中国的依赖程度普遍超过70%，在关键矿产和电池材料领域更是高达90%，何止是“不可替代”，用“生死攸关”去形容也不为过。

尹锡悦当权那几年，打着“经济自主”的旗号，盲目追求“供应链去中国化”，反而导致韩国对华贸易出现历史性的持续逆差，国内核心产业因原材料成本飙升、中国市场份额萎缩而备受打击。

这不能不让李在明吸取教训，韩国想要摆脱困境，就必须停止基于偏见的经济自残，锚定产业互补与市场规律两大核心，重回中韩经贸合作的正轨。

在安全领域，半岛局势的稳定是韩国发展的底线。前任政府采取单边全面倒向美日的极端路线，导致朝韩之间的沟通渠道彻底中断，半岛局势一度滑向战争边缘。

李在明政府执政后，迅速调整朝韩政策，暂缓对抗性举措，寻求对话与共存。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半岛事务的核心攸关方，其所拥有的独特外交资源与战略影响力是任何国家都无法替代的。如果韩国任由国内反华情绪泛滥、导致中韩战略互信严重受损，韩国在半岛事务中将彻底失去战略主动权。

平心而论，尽管李在明政府展现出了强烈的转向决心，并试图通过“总统亲自辟谣”在舆论场消毒，但韩国想要真正建立起一个健康、稳定、不受干扰的对华政策框架，仍然阻力重重。

韩国国内政治的高度两极化，是务实对华政策面临的首要阻力。李在明政府的每一次对华示好、每一次理性发声，都会被在野的保守派及极右翼团体扣上“事大主义”“亲华反美”的政治帽子。这种将外交政策内政化、标签化的恶性党争，使得理性的外交辩论在韩国极难开展。

更为严峻的是民意层面的低迷。韩国年轻一代的情感逆反与盲目偏见极易被政客利用。即使李在明今天抓了“首尔经济电视台”的典型，不排除还有其他媒体为了博人眼球前赴后继。

舆论的消毒与净化是一个漫长而痛苦的工程，李在明稍有不慎，就会在选举中遭遇民意的反噬。

除了政治与情感因素，中韩双边关系的底层经济逻辑也发生了根本性的质变。这也是李在明政府在推进经贸合作时无法回避的结构性硬伤。当中韩在全球产业链上竞争更多，互补更少，韩国对华出口红利也就不复当年的光景。

另外更不要说，韩国在制定对华政策时始终绕不开美国，美韩同盟作为韩国国家安全基石的地位长期不可动摇。

韩国的安全寄托在美国身上，而繁荣却与中国市场深度绑定。每当李在明政府抗拒“选边站”，必然面临华盛顿的质疑。如何在不触怒美国的前提下，最大程度地保留和拓展与中国的经济关系，相当考验李在明的外交手段。

总的来说，对韩国而言，对华政策的调整不能只停留在总统个人的危机处理和舆论公关上，需要对社会理性的充分引导，时间与耐心缺一不可，偏偏这是当前的韩国最匮乏的。



文｜高强 中国传媒大学传媒学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