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时用药原则。“春夏养阳，秋冬养阴”养生原则在指导四时用药方面，正如李时珍《本草纲目·四时用药例》所谓:“春月宜加辛温之药，薄荷、荆芥之类，以顺春升之气；夏月宜加辛热之药，香薷、生姜之类，以顺夏浮之气；秋月宜加酸凉之药，芍药、乌梅之类，以顺秋降之气；冬月宜加苦寒之药，黄芩、知母之类，以顺冬沉之气。”

春夏自然界阳气升浮，久病阳虚之人当于春夏之际借自然界阳气补机体不足之阳；秋冬阳气潜藏，阴虚之人可用酸苦寒凉之药补不足之阴，此即“顺时补之”，是因时制宜的体现。

因时制宜，用药注意补泻。另一方面，如《素问·六元正纪大论》曰:“司气以热，用热无犯；司气以寒，用寒无犯；司气以凉，用凉无犯；司气以温，用温无犯。”这是告诫医者用药勿犯四时寒热温凉之气，即春夏慎用温热药物，用热远热；秋冬慎用寒凉药物，用寒远寒，此即“逆时泻之”，同样是因时制宜的灵活运用。

那么，何时顺时补之，何时逆时泻之呢？纵观《黄帝内经》之论及后世医家之发微，可概括为“不足之病，顺时补之；有余之病，逆时泻之”两句话。下面分以四时阐述之。

春为阴中之阳，少阳，肝应春，其性主生发上升

若春时肝生发不及，则应促其生发之性以求天人相应而和，用药方面即如李时珍《本草纲目·四时用药例》所谓:“春月宜加辛温之药，薄荷、荆芥之类，以顺春升之气。”顺其性为补，反其性为泻，故不及者应顺之。

《黄帝内经》云:“肝欲散，急食辛以散之，以辛补之。”又曰:“肝胆温补凉泻，辛补酸泻。”反之，若肝气本有余或肝阳素亢，或逢春时令生发太过，此时若再投辛温之药则犹抱薪救火，对此则应逆之泻之，“亢则害，承乃制”，故当“以酸泻之，以凉泻之”。

夏为阳中之阳，太阳，夏气通于心

此时阳盛于外而虚于内，若心不应时难以升浮阳气或心阳本有不足则为不及，易生寒，此“逆夏气则太阳不长，心气内洞”。此时应顺其性而养之，正如李时珍所谓:“夏月宜加辛热之药，香薷、生姜之类，以顺夏浮之气。”

见之临床，其机体阳虚内寒而生咳喘、泄泻之病，遇冬、遇寒则犯，可在夏季阳气充盛之时以辛热药或温灸之法补不足之阳，此即“冬病夏治”之意；反之，若心阳升浮太过则为心气有余，可见邪热炽盛之证，当遵《黄帝内经》“热淫于内，治以咸寒，佐以甘苦”之意逆时泻之。

土居中化，在时为长夏，在人之脏为脾胃

长夏为万物所化之时，《周易·系辞下》云:“天地氤氲，万物化醇。”故万物之生化关键在天地之氤氲，即天气下降、地气上升相交之势。

若脾胃升降无权或因时升降不利，则阳不得降、阴不得升而成痞，治疗当参李时珍所谓“长夏宜加甘苦辛温之药，人参、白术、苍术、黄柏之类，以顺化成之气。”《伤寒论》所载辛升苦降之半夏泻心汤类即为调其升降而设。

秋为阳中之阴，少阴，秋气通于肺

若秋时人不与天地相应，应降不降，在胃家可有阳明经热证、阳明腑实证，仲景白虎汤、三承气汤即为胃降不及而设；若为肺降不及，《黄帝内经》谓:“逆秋气则太阴不收，肺气焦满。”而致肺热叶焦胸中胀满之证，治疗当遵《黄帝内经》所载“肺欲收，急食酸以收之，以酸补之”、“肺大肠凉补温泻，酸补辛泻”。李时珍云:“秋月宜加酸凉之药，芍药、乌梅之类，以顺秋降之气。”

但若肺降太过，亦可为病。如《黄帝内经》曰:“肺苦气逆，急食苦以泄之，以辛泻之。”以辛泻之，即取辛温升散以防肺降太过，如吴鞠通杏苏散，即“逆时泻之”之类。

冬为阴中之阴，太阴，冬主沉藏，在脏应肾

藏者为阳气潜降藏于下焦以奉阴精，若冬时肾沉藏不及，则“宜加苦寒之药，黄芩、知母之类，以顺冬沉之气”、“肾欲坚，急食苦以坚之，以苦补之”。若冬令沉藏不及而生虚热，则取六味地黄丸、知柏地黄丸促其沉藏，此“顺时补之”之类。

然冬令进补远非苦寒滋阴一途，阳气不足之人，冬季尤当慎用苦寒之品以免伤阳，即“用寒远寒”，否则肾因过寒而水凝，水汽不腾化为燥象。此时之补，当遵《黄帝内经》中“肾苦燥，急食辛以润之”，以辛散之药散凝寒之弊，而水汽上蒸肾燥自解。仲景当归生姜羊肉汤千年不衰，成为阳虚之人冬令进补之良方，如四逆汤、真武汤辛热回阳更为医家所习用。此“阳生阴长”之理，亦为因人、因时制宜之灵活运用。

三因（因人、因时、因地）制宜，四时健康

综上所述，“春夏养阳，秋冬养阴”是《黄帝内经》养生保健、防治疾病的指导思想，体现了“天人相应”的整体观念，对指导预防治疗有重要的意义。

但临证用药时不可一概理解为“春夏补阳、秋冬补阴”，当因人、因时、因地制宜，首辨机体阴阳气血之盛衰，再参合时令，以药物五味之偏，纠正机体阴阳气血之偏盛偏衰，即“不足之病，顺时补之；有余之病，逆时泻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