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父母那一代对“世界”的认知，可能就是被一台9英寸黑白电视机给彻底颠覆的。 那一年，《大西洋底来的人》开播，一个叫迈克·哈里斯的男人从海里游了出来。 他戴的蛤蟆镜，当年叫“迈克镜”，一夜之间，成了整条街最野的时尚单品。 他怪异的蝶泳姿势，让无数在河里扑腾的半大小子，第一次知道了身体还可以这样驱动。 一副墨镜，撬开的是一代人尘封的审美。 更重要的是观看的仪式感。 晚上七点，谁家有电视，谁家就是“社区文化中心”。 一张八仙桌，几条长板凳，一个院子的人挤在一个十来平米的屋里，脖子伸得老长，眼睛死死焊在那个小小的、闪着雪花点的屏幕上。 那不是在看电视，那是在进行一场神圣的社交，一种你现在划烂手机也感受不到的邻里温情。 后来，《加里森敢死队》更是投下了一枚重磅炸弹，却又被紧急叫停。 因为它第一次告诉当时的人们：原来“好人”不全是浓眉大眼，也可以是油嘴滑舌的“流氓”和“囚犯”。 这种对人性的复杂描摹，直接撞击了非黑即白的单向度思维。 那一代人，不是在看别人的故事，而是在预演自己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