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我国女翻译刘禄曾在美国访问期间，突然发现一名美国男子一直盯着她看，几分钟后，这名男子情绪失控，直接冲到她面前，猛地抓住了她的手！

1979年春天，纽约白罗克伦博物馆的一场公众聚会上，宾客们正三三两两低声交谈，靠窗的餐桌旁，随教育家吴贻芳访美的翻译刘禄曾刚放下餐具，就察觉斜对面有个花白头发的美国男人，直勾勾盯着自己看了快十分钟。

刘禄曾起初只当是外国人对东方面孔好奇，微微点头示意了一下，可没等她转回头，那男人突然猛地站起身，椅子刮过地毯发出刺耳声响，他大步跨过长凳，径直冲到刘禄曾面前，不由分说一把攥住了她的右手。

同行的同事吓了一跳，刚想起身阻拦，就见这个四五十岁的美国男人眼眶通红，嘴唇哆嗦着，半天挤出一句带着口音的话：“刘小姐……您不认识我了，我是詹姆斯·伯特纳，28年前您在朝鲜救过我啊。”

全场瞬间安静下来，刘禄曾看着眼前这张既陌生又熟悉的脸，脑子里尘封了近三十年的战场记忆，一下子翻涌上来。

那是1951年的朝鲜战场，当时23岁的刘禄曾，已经是志愿军第九兵团政治部敌工部的一名英文翻译，这个说着一口流利英语的姑娘，原本是上海滩银行家的千金，东吴大学法学院的高材生，抗美援朝战争打响后，她放弃了安稳的教书计划，毅然报名参军，1950年底就跟着部队跨过了鸭绿江。

战场上的翻译工作远不止对话那么简单：缴获的敌军文件、作战地图要连夜翻译，审讯战俘要一对一核实部队番号、兵力部署，还要突击背完一大堆美军军衔、武器装备的专业术语，就是在一次常规审讯中，刘禄曾见到了当时只有18岁的美军新兵詹姆斯·伯特纳。

这个来自佛罗里达的年轻人，参军纯粹是为了躲避牢狱之灾，刚上战场没几天就中了埋伏被俘，刚送进来的时候，詹姆斯帽子歪着，鞋子破着，低着头一言不发，浑身都透着惶恐和抵触，审了没两天，这人突然脸色发白咳个不停，有人议论他是装病想逃避审讯。

刘禄曾没先下判断，上前摸了摸詹姆斯的额头，烫得吓人，她立刻上报请来了军医，确认是高烧不退，并非装病。

当时战俘营医疗物资紧张，刘禄曾还是特意安排人把詹姆斯抬去了条件稍好的营养病房，亲自盯着喂药、擦汗，转运的时候还专门批了车，没让他跟着大部队在泥地里长途步行。

更让詹姆斯记了一辈子的，是另一件小事，有一回一个年轻的小战士值班，看着这个美国俘虏觉得新鲜，伸手开玩笑似的刮了一下他的鼻子，正好被巡视的刘禄曾撞见，她当场就拉开了小战士，严肃地批评了一顿，说宽待俘虏不是一句空话，哪怕是战俘也要尊重人格尊严。

那年圣诞节，刘禄曾和同事们给战俘们准备了小礼物，她亲手递给詹姆斯一枚别针，红纸上端端正正写着两个字：和平，詹姆斯小心翼翼地揣进了贴身衣兜，这一揣，就揣了28年。

1953年停战协定签署，詹姆斯和其他战俘一起被遣返回国，他回到美国后，开了一家小餐馆，娶妻生子，过起了普通人的日子，可战俘营里的那段经历，他从来没忘过，美军宣传里“凶神恶煞”的中国军队，给他留下的最深印象，却是生病时的一杯热水，被冒犯时的一句维护，还有那枚写着“和平”的别针。

1979年中美关系缓和，詹姆斯多方打听得知中国代表团要来纽约访问，特意赶到了这场聚会，隔着二十多年的岁月，他居然一眼就认出了刘禄曾。

聚会上詹姆斯从贴身口袋里，摸出了那枚已经磨得发亮的旧别针，他跟刘禄曾聊自己的餐馆，聊自己的家人，反复说着谢谢，他说自己这辈子都记得，在最狼狈、最绝望的时候，是一个中国女翻译，把他当一个“人”来对待。

刘禄曾反倒很平静，她一直说，自己当年只是按政策办事，没什么特别的，可她不知道的是，在冰冷的战场上，一点点朴素的善意，足以改变一个人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全部认知。

当年美方的宣传机器把志愿军塑造成没有人性的“敌人”，可真正打过交道的普通士兵才明白，真正的文明，从来不是靠武器口径和舆论话术定义的，是生病时的救治，是被尊重的人格，是那句直白的“我们要和平”，才真正打进了人的心里。

刘禄曾后来一直在外事岗位上工作到退休，一辈子没把这件事当成什么功劳，对她来说，这只是战场上无数件小事里的一件，可就是这样一件件不起眼的小事，攒起了中国军队的口碑，也埋下了跨越国界的和平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