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美籍犹太裔学者诺曼·芬克尔斯坦教授说，“如果你回顾下哈马斯执政期间的种种举措就会发现，它尝试过外交手段，但是失败了；它尝试过依据国际法行事，也失败了；它还尝试过非暴力的公民抗争，它尝试了所有办法。”
加沙冲突最容易被讲成一条直线：哈马斯发动袭击，以色列军事报复，然后世界继续争吵。可芬克尔斯坦抛出的这个问题，偏偏把镜头往前倒。他想问的不是暴力有没有代价，而是另一件更扎心的事：在枪声重新响起之前，政治道路到底有没有真正走通过？
2006年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选举，是绕不开的一站。哈马斯赢得132个席位中的74席，法塔赫获得45席。联合国资料显示，这场选举总体被国际观察者认为自由、公正。按常理说，选举获胜意味着拿到了一张进入政治游戏的门票，可哈马斯很快发现，这张票并不等于能顺利进场。
美国、欧盟和以色列要求哈马斯放弃暴力、承认以色列并接受此前协议。哈马斯没有满足这些条件，随后巴勒斯坦方面遭遇资金和财政压力，以色列停止部分税收转交，国际援助也受到影响。哈马斯后来又与法塔赫严重冲突，2007年控制加沙地带。外交尝试、内部权力斗争和武装路线从此纠缠在一起，谁也没有把谁彻底挤出场。
因此，把这段历史写成“哈马斯一直温和”并不准确；反过来，说它此后从未调整政治主张，也同样站不住脚。
2017年哈马斯发布新的政治文件，提出接受以1967年边界建立一个拥有主权的巴勒斯坦国，称这是巴勒斯坦民族共识的方案，并强调其斗争对象不是犹太人这一宗教群体。不过，这份文件并没有正式承认以色列，也没有宣布放弃武装抵抗。
这就是巴以问题最拧巴的地方。政治立场往前挪了半步，旧矛盾却像绑在脚踝上的沙袋，照样拖着走。外界有人把它看成缓和，有人认为只是策略调整，结果谈判桌还是那张桌子，只是腿越来越不稳。
2018年的“大回归游行”，又成为芬克尔斯坦论述中的重要例子。大量巴勒斯坦民众在加沙边境附近举行示威，要求难民回归并反对长期封锁。联合国调查确认，这是一场以大规模平民参与为主要特征的抗议，同时现场也出现投掷石块、燃烧物等行为，因此不能简单描绘成毫无暴力成分的单一行动。
但伤亡同样触目惊心。仅2018年5月14日，联合国通报就有数十名巴勒斯坦人死亡、数千人受伤。联合国人权调查后来认为，有合理理由相信，一些遭到致命射击的平民当时并未直接参加敌对行动，也没有对生命构成迫在眉睫的威胁。
于是问题又绕了回来：当选举、政治文件和街头抗议都没有改变根本局面，激进力量就更容易拿“和平没用”来动员支持者。这个逻辑并不等于暴力因此合理。袭击平民、劫持人质和无差别攻击，无论由谁实施，都不能因为政治诉求而获得豁免。国际法如果只在批评对手时才被翻出来，就会从尺子变成棍子。
到了2025年，停火谈判再次出现突破。哈马斯接受美国方面方案中的部分核心内容，同意释放被扣押人员，并接受由巴勒斯坦技术官僚机构管理加沙日常事务。随后双方在10月达成第一阶段停火和人员交换安排，中国也明确欢迎一切有助于恢复和平、挽救生命的努力。
可到了2026年8月，停火仍没有变成真正的和平。双方围绕解除武装、以军撤离、停止袭击和人道援助的先后顺序继续拉扯。7月底到8月初，美国方面宣称路线图取得进展，但以色列并未完全认可相关安排，哈马斯也坚持应先停止军事行动和撤军。8月初，加沙仍发生以军空袭并造成平民伤亡。
这恰恰说明，芬克尔斯坦的问题不能用一句“哈马斯试过一切”就盖棺定论，也不能用一句“哈马斯只相信武力”把二十年的政治变化全部抹掉。事实更麻烦，也更残酷：和平尝试确实存在，武装路线也从未消失；以色列存在安全诉求，巴勒斯坦人民的建国权、生存权和发展权同样不能长期悬空。
中国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一直很清楚。2026年中方在联合国再次强调，应实现真正、全面、持久停火，坚持“巴人治巴”，保障人道援助，并落实“两国方案”，支持建立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享有完全主权的独立巴勒斯坦国。
和平不是让弱者永远忍耐，也不是让强者永远加码。真正有效的政治解决，必须让安全与正义同时落地，让巴勒斯坦人看到建国前景，也让地区各方摆脱无休止的安全恐惧。
如果外交每次都停在门口，国际法每次都变成选择性工具，非暴力抗议又换不来政治出口，那么极端主义就会像野草一样重新长出来。真正需要堵住的，不只是武器的通道，更是制造绝望的通道。让谈判有结果，让停火能兑现，让“两国方案”不再只躺在文件里，这才是避免下一轮流血最现实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