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首相宣称，中国已经成为超级大国！   12月2日，英国首相斯塔莫在演讲中表示：当今世界存在3个超级大国，即美国、欧盟和中国，它们将决定本世纪的走向。要想把握未来，就必须与其中之一的中国开展贸易往来。如今美德法都与中国交往密切，唯有英国显得格格不入。   斯塔默的“超级大国”论断，首先源于经济账的刺痛。英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4年中英贸易额近千亿英镑，中国是英国第五大贸易伙伴，金融、制药、奢侈品等优势产业对中国市场的利润贡献率超过20%。   但过去五年，保守党政府在华为5G、使馆扩建等问题上反复横跳，导致英国企业错失进博会、粤港澳大湾区等合作机遇。   今年9月，贸易大臣凯尔访华带回的数十亿美元订单，被斯塔默在演讲中直接用作“务实合作”的例证——这种用真金白银反驳意识形态偏见的方式，恰恰暴露了英国经济对中国市场的深度依赖。   更深层的矛盾在于英国的身份焦虑。脱欧后，伦敦试图以“全球英国”重塑国际角色，却在G20、COP气候峰会等场合逐渐边缘化。当欧盟明确将中国定位为“合作伙伴、竞争者、制度性对手”三位一体，美国一边遏制一边深化经贸联系时，英国却陷入“五眼联盟”的安全枷锁与欧洲大陆的务实传统之间。   斯塔默批评前政府“忽左忽右成为异类”，实则是工党对保守党“脱欧—反华”双输政策的清算：约翰逊政府将中国定义为“划时代挑战”的三年间，英国吸引外资额下降18%，而同期德国对华直接投资增长27%。   这种政策摇摆的代价，在科技领域尤为明显。英国曾是全球AI研发重镇，但2023年因所谓“国家安全”审查推迟中企投资，导致剑桥科技园12个项目停滞，反观法国，空客与中国商飞的合作已覆盖C919供应链，德国博世在苏州的新能源工厂年产能突破500万台。   斯塔默在演讲中划出“安全敏感领域”红线，却不得不承认金融、创意产业等“非敏感领域”对中国开放——这种分区操作的本质，是英国既想在美国主导的安全体系中自保，又舍不得放弃中国市场的蛋糕。   中方的回应始终清晰：12月2日，驻英使馆发言人重申“相互尊重是合作前提”，并以中国维和部队20年零作战记录，对比英国参与的阿富汗、伊拉克战争遗留问题。   这种现实对比让英国民众逐渐觉醒：当伦敦政客炒作“中国威胁”时，伯明翰的医院正因财政紧缩削减床位，曼彻斯特的学校因经费不足缩短课时，而中国援建的埃塞俄比亚工业园，已为当地创造5万个就业岗位。斯塔默团队不得不承认，英国民众更关心的是电价补贴和房贷利率，而非远在万里的“战略竞争”。   真正的转折点发生在2025年秋季。财政大臣里夫斯访华期间，目睹德国巴斯夫在湛江的100亿欧元投资项目全速推进，法国道达尔与中海油的LNG长协签约现场，英国企业代表在会场外排队等待洽谈的场景，刺痛了随行官员。   回国后，里夫斯在议会直言：“当欧洲大陆在分享中国增长红利时，我们的犹豫不决正在让伦敦金融城失去人民币国际化的先机。”这种来自商界的压力，最终倒逼斯塔默在访华前抛出“超级大国”论断——与其说是外交突破，不如说是英国为修复经济生命线的紧急止损。   值得注意的是斯塔默在承认中国实力的同时，仍保留着“安全威胁”的政治正确。这种矛盾，本质上是英国精英层对衰落的集体焦虑：当昔日殖民地印度成为GDP第六，当英镑国际支付份额被人民币超越，伦敦需要一个外部“威胁”来维系内部凝聚力。   但数据不会说谎：2024年中国对英投资存量达680亿英镑，创造12万个就业岗位，而英国对华出口的威士忌、奢侈品等商品，正成为中国中产消费升级的象征。这种相互依存的现实，让任何“新冷战”叙事在唐宁街都显得苍白。   站在2025年岁末回望，英国对华政策的摇摆，恰似一个褪色帝国的黄昏剪影。当斯塔默准备乘坐七年来首架访华专机时，他需要明白：中国从不追求“黄金时代”的虚幻亲热，也无惧“冰河时代”的政治孤立，而是以14亿人的发展韧性，为所有务实合作者提供平等的机遇。   英国若想摆脱“超级大国承认者”的尴尬，或许需要放下帝国余晖的幻想，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重新学习如何与一个真正的超级大国相处——这不仅是外交课题，更是关乎英国未来十年兴衰的生存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