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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3月,晋察冀军区司令部一份加急的电报送到了兵工厂负责人杨锡仁手中。 电

1944年3月,晋察冀军区司令部一份加急的电报送到了兵工厂负责人杨锡仁手中。 电报上的字迹可能是因为信号断续而有点模糊,但“速调5万发子弹”7个字却像烧红的烙铁烫进了他的眼睛。 捏着电报往车间跑的路上,杨锡仁脑子里翻江倒海。32岁的他从16岁就跟着兵工厂学徒,经历过平型关大捷后弹药告急的窘迫,见过战士们用刺刀拼到刀刃卷口的惨烈。此刻晋察冀前线正展开春季反“扫荡”,每一发子弹都可能救下一个战士的命,可他手里的家底实在薄得可怜。 兵工厂藏在狼牙山深处的山洞里,三台机床是去年从日军据点缴获的旧货,每天得靠人力手摇带动,铜材全靠村民们捐的铜盆、铜锁,甚至孩子的长命锁,火药更是用土法熬制,威力远不如正规弹药。 “杨头儿,真要搞5万发?”老工匠王师傅迎上来,手里还攥着刚修好的撞针,布满老茧的手指关节泛着青黑。他跟着杨锡仁干了八年,见证过兵工厂从只有两把铁锤发展到现在的规模,可这么大的订单还是头一回。 杨锡仁抹了把额头的冷汗,把电报拍在临时搭起的木板桌上:“前线等着用,咱们没退路。”话音刚落,车间里顿时安静下来,十几个工人停下手里的活,眼神里有犹豫,更有不甘。他们大多是当地的农民,家里的男人要么参军要么支前,自己能做的,就是多造一颗子弹,多杀一个鬼子。 当天夜里,山洞里的煤油灯亮了一整夜。杨锡仁把所有人分成三组,一组负责收集和熔炼铜材,一组负责制作弹壳,一组调配火药。可难题很快就来了,铜材缺口太大,按目前的存量,最多只能造出3万发。天刚蒙蒙亮,杨锡仁就带着两个年轻工人往附近的村庄跑,挨家挨户敲门。 “老乡们,部队要打仗,急需铜材,家里有不用的铜器,麻烦捐出来吧!”他对着村民深深鞠躬,声音带着沙哑。村民们没二话,有的抱出祖传的铜火锅,有的拿出陪嫁的铜镜子,王大娘甚至把老伴留下的铜烟杆也递了过来:“杨同志,这烟杆跟着他打了半辈子仗,现在用它造子弹,值!” 回到兵工厂,王师傅正带着人抢修一台出故障的机床。原来机床的齿轮磨损严重,转动起来咯吱作响,随时可能报废。“用我的铁轨!”旁边的年轻工人小李突然喊了一声。 他是铁路工人出身,参军前在铁路局干活,去年部队破坏日军铁路时,他偷偷藏了一段钢轨,原本想留着做纪念。此刻他扛起钢轨就往熔炉跑:“钢轨钢质好,比铜材还结实,能做弹壳底座!”杨锡仁看着他坚毅的背影,眼眶一热,转身加入了熔炼的队伍。 火药调配也遇到了麻烦,土法熬制的火药稳定性差,容易哑弹。王师傅凭着多年的经验,反复调整硝石、硫磺和木炭的比例,每次都亲自试爆,好几次被炸得满脸黑灰,耳朵嗡嗡作响。 有一次试爆时,火药突然提前引燃,炸飞的碎石片划伤了他的胳膊,鲜血顺着袖口往下淌,他却只是用布条一裹,继续记录数据:“再加点硫磺,比例调到1:2:3试试。” 就这样,工人们白天黑夜连轴转,饿了就啃口干粮,困了就趴在机器旁眯一会儿。杨锡仁每天只睡三个小时,眼睛布满血丝,嗓子哑得说不出话,却始终守在车间里,哪里需要就往哪里去。 第七天傍晚,当最后一颗子弹压进弹盒,王师傅颤抖着声音数完,突然大喊:“够了!正好5万发!”山洞里爆发出一阵欢呼,有人激动地哭了,有人把手里的工具扔向空中,煤油灯的光晕下,一张张疲惫的脸上满是笑容。 第二天一早,支前的村民赶着骡车来了,把一箱箱子弹小心翼翼地装上马车。杨锡仁站在山口挥手,看着车队消失在山路尽头,心里一块石头终于落地。后来他才知道,这5万发子弹送到前线后,正好赶上日军的一次大规模进攻,战士们靠着这些“土造子弹”打退了敌人的三次冲锋,守住了阵地。 战争年代,没有先进的设备,没有充足的物资,可正是这些平凡的工匠和村民,用双手和热血,为前线筑起了一道坚不可摧的后勤防线。 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最朴素的行动,诠释了家国情怀。这种团结一心、迎难而上的精神,穿越时空,至今依然激励着我们。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