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衍霈，这名字大家可能不熟。她是一位来自中国的无国界医生助产士。

在这个大家都恨不得离中东火药桶越远越好的时候，她今年7月第二次逆行回到了加沙。35岁，本该是享受生活的年纪，她却把自己扔进了全世界最凶险的地方。

她在纳赛尔医院的伤口处理部门只待了30分钟，就崩溃了。

当我看到苏衍霈的描述时，我依然感到一种生理上的不适。送进来的全是不到半岁的婴儿，全身烧伤，或者被弹片划开的恐怖创口。医生揭开绷带的时候，孩子们疼得撕心裂肺。

那种哭声，不是我们在商场里听到的孩子撒娇，那是生命本能的、绝望的尖叫。

苏衍霈哭着问：“为什么，这个世界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无辜的孩子身上？”

这也是我想问的。如果所谓的“完成任务”和“自卫”，必须以把半岁的婴儿送上手术台（甚至因为物资短缺只能切开气管）为代价，那这种“正义”的含金量，是不是太低了点？

在医院里，除了血腥，还有一种更折磨人的东西——饥饿。

这不是我们平时说的“饿了一顿没吃饭”，而是真正意义上的“饥荒”。苏衍霈发现，曾经并肩作战的当地同事，每个人都瘦脱了相。他们脑子里没有工作，没有未来，只剩下一个念头：全家三天只有一个面包，我到底吃不吃？

想一想，如果是你，你怎么选？你吃一口，孩子就少吃一口。

苏衍霈自己也倒下了。每天一顿饭，连续两周的极度饥饿让她患上了严重的肠胃炎，不停地呕吐。在加沙，活下去已经不再是一种权利，而是一种侥幸。 营养中心只有9张病床，却要塞进20个病人，床位使用率高达300%。那些皮包骨头的孩子，有些送来的时候已经没救了。苏衍霈说得很直白：“纯粹是饿死的。”

而在几公里外，以色列军队认为排队领救济粮的人群“不守规矩”，于是开火。为了抢一口吃的被打死，这就是加沙的常态。

在这场战争里，消失的不仅仅是建筑，还有那些鲜活的人和原本触手可及的未来。

苏衍霈提到过一个十岁的小男孩。他在纳赛尔医院的重症监护室里，全身缠满绷带。他的妈妈是医院的员工，在轰炸中腿断了，只能坐轮椅。

苏衍霈记得那个男孩的眼睛，曾经特别明亮，透着那个年纪特有的机灵劲儿。但在呼吸机的起伏中，这双眼睛最终还是闭上了。他走了，成为了那6.6万名死亡名单中一个冰冷的“1”。 他的妈妈依旧坐在轮椅上，面对着废墟和回忆。

这种故事每天都在上演。

还有一个叫阿萨夫的学者，家里曾经有3万册藏书。对于一个读书人来说，书就是命。但现在，家没了，书烧了，他带着全家挤在帐篷里。为了煮饭，他不得不花高价买木柴；为了给大儿子凑毕业费，他卖掉了妻子的首饰。

最让他绝望的，是看着自己的孩子在废墟中变得麻木。三儿子连续两年没法参加高中毕业考，小儿子变得对周围的一切漠不关心。阿萨夫说：“加沙整整一代年轻人都被毁了。”

这话说得太重，也太真。教育、礼仪、梦想，这些构建文明社会的基石，在两年的炮火中被炸得粉碎。当一个孩子不再关心明天，不再有礼貌，只知道躲避炸弹和抢夺食物时，这才是最彻底的毁灭。

还有那些“流离失所”的人。这四个字听起来很书面，实际上就是一场没有终点的逃亡。

穆罕默德阿尔蒂比，看着以军空投的传单，心里一片冰凉。这种传单他见过太多次了，每次都说“去南方吧，那里安全”。结果呢？他们去了拉法，去了努赛拉特，发现所谓的“安全区”不过是另一个屠宰场。

“如果我现在离开家，我将会流落街头。” 这是一个成年男人最无助的时刻。

在这场战争中，有一群人特别值得我们致敬，那就是坚持在现场的记者。

以色列自开战以来，基本禁止了国际记者独立进入加沙。我们能看到的一手画面，全靠当地的巴勒斯坦记者拿命在换。

玛丽亚姆阿布达卡，33岁，一位母亲，也是一名记者。她曾把自己的一个肾脏捐给了父亲，是个极其孝顺、坚韧的女性。然而，四个月前，她的母亲因为缺乏治疗，死于癌症。这就是加沙的医疗现状：不仅救不了伤员，连常规病人也只能等死。

8月25日，当我们在空调房里刷着手机时，玛丽亚姆背着摄影机，在纳赛尔医院外记录病人撤离。

一声巨响，她倒下了。

那天，以色列军队对医院的打击造成了20人死亡。内塔尼亚胡事后说这是“悲剧性的意外”。一句“意外”，轻飘飘地带走了一条鲜活的生命，留下她13岁的儿子盖斯在这个世界上孤苦无依。

苏衍霈哭了。她在医院里的很多照片，都是玛丽亚姆帮忙拍的。

第二天，苏衍霈问同事：这么危险，还要让记者来吗？同事们的回答让我肃然起敬：“如果没有他们，世界就看不到这里的真实处境，可能连食物援助都不会来。记者和医护人员一样，不畏惧死亡，都想为世界见证这里发生的悲剧。”

正是因为有了玛丽亚姆这样的人，我们才得以窥见真相的一角。社交媒体把加沙的苦难怼到了全世界的脸上，让人无处可躲。

说实话，这两年，国际社会的反应让人心寒。

那个巴勒斯坦非政府组织网络的阿姆贾德沙瓦，一位55岁的老人，他说了一句大实话：“国际社会从战争一开始就失败了。”

早在2024年初，国际法院就提到了种族灭绝的风险，结果呢？无视。彻彻底底的无视。

直到今年9月，联合国调查委员会终于认定以色列在加沙犯下“种族灭绝”罪行。紧接着，英国、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这些西方国家，像多米诺骨牌一样，相继宣布承认巴勒斯坦建国。

这算什么？良心发现？还是形势所迫？

我看更多的是一种地缘政治的止损。 9月26日联大会议上那空荡荡的会场，已经说明了问题。以色列的一意孤行，连它的盟友都觉得“带不动”了。那个所谓的“正义”大旗，已经破得连遮羞布的作用都起不到了。

美国呢？白宫在9月底公布了特朗普的“20点计划”。以色列表示支持，哈马斯和以色列代表团也开始在沙姆沙伊赫谈了。八国外长发声明欢迎。

表面看，好像和平的曙光来了。

但我们别忘了，在这之前有多少次停火协议变成了废纸？沙瓦老人说得好：“人们不能靠声明充饥。” 外交动作必须转化为地面上的实际行动。只要以色列的军队还在医院里开火，只要那个叫“E1区”的定居点还在扩建，只要美国的武器还在源源不断地运送，这种“和平”就极其脆弱。

我们要清醒地看到，美国依然在用否决权“庇护”以色列，依然试图通过以色列来掌控中东的安全秩序。哪怕是现在这个看似积极的停火谈判，背后依然是大国之间赤裸裸的利益交换。

写到这里，心情很沉重。但我也看到了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那就是——韧性。

苏衍霈在任务结束的时候，选择了留下。她申请延长任务期到10月份。她说：“现在是非常关键的时刻，我想留下来。”

沙瓦，那位看透了政治虚伪的老人，依然没有放弃希望。他的动力来自那些孩子——那些在废墟上努力学习、帮家里找水的孩子。

还有那些失去了一切的妇女，她们在岩石上、平原上重新挖掘，搭起一个临时的家。

“我们不是被记录的数字，而是生命、梦想、未来和权利。”

这句话，应该被刻在联合国大厅的墙上。

加沙的这两年，是一面照妖镜。它照出了霸权主义的丑陋，照出了国际机制的无力，但也照出了人性中最顽强的光辉。

我们在相信什么样的正义？

也许，我们不能再相信那种挂在嘴边的、写在文件里的“正义”。那种正义太远，太虚伪。

我们能相信的，是苏衍霈留下的背影，是玛丽亚姆倒下前紧握的摄像机，是那位在废墟中给孩子讲故事的父亲。

这种正义，虽然微弱，虽然带着血泪，但它是真实的。它在告诉全世界：你可以摧毁建筑，可以切断粮食，但你无法从内部让一个民族自我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