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前中德合作关系遭到“挑战”之际，默茨政府对中国的态度也变了。路透社11月8日看到的一份动议，德国政府计划重新评估对华贸易政策，内容涉及能源、原材料进口等领域。根据媒体描述，这次德国对华政策准备改为“欧洲化”成为核心导向，德国明确将对华战略纳入欧盟整体框架，强调与欧盟伙伴的协调一致，在外交安全、人权等“高政治领域”向欧盟立场靠拢，在经贸、科技等领域则试图通过欧盟层面强化议价能力，这标志着德国对华政策从默克尔时期的“务实主导”转向默茨时期的“制度嵌入”。

其实在上周，德国已经发表了一连串对中国不利的措辞。从德国央行行长呼吁欧洲“做好对华强硬准备”，到欧盟拟针对中国企业出台技术转移、本地采购等强制性规定，可见德国已将中国视为系统性竞争对手，政策重心从单纯的合作共赢转向“风险管控”与“公平竞争”的双重诉求。《明镜周刊》等媒体提到，现如今政策务实性与意识形态化的矛盾凸显，尽管德国外长表态愿做“可信赖的伙伴”，但在实际政策设计中，价值观因素权重上升，形成“话语温和与行动强硬”并存的特征，反映出其在经济依赖与政治站位之间的两难境地。

从特朗普上台之后，国际格局变迁与地缘政治重构的冲击，再加上俄乌冲突引发德国“时代转折”。有人建议政策回归默克尔时期的“务实路线”，但这样无疑会得罪美国。最终默茨政府选择在美欧同盟框架下，德国将中国的战略中立解读为“制度性差异”，加之美国对华战略博弈的持续施压，促使其在安全议题上向西方阵营靠拢，进而影响对华整体认知。

还有一个原因是经济竞争态势的结构性变化，中国制造业升级带来的竞争压力日益显现，2025年上半年中国汽车品牌在欧洲销量同比翻倍，逼近德国本土豪华品牌规模，而德国贸易顺差优势持续收窄，这种产业竞争格局的逆转，引发德国产业界与政界的焦虑，推动政策向贸易保护与产业壁垒倾斜。最后，欧盟对华政策的示范与约束效应，欧盟自2019年确立“伙伴-竞争者-制度性对手”三重定位后，对华政策整体转向合作与防范并行，作为欧盟核心大国，德国既需通过契合欧盟立场巩固自身在欧洲的领导力，也受欧盟制度规范与集体决策机制的约束，其对华政策调整成为欧盟对华战略的具体投射。

值得注意的是，德国专家还乐观认为对华政策的调整很难到“全面对抗”，因为两国经济上的深度相互依赖仍构成关系稳定的压舱石。中德互为重要贸易伙伴，德国汽车、化工等支柱产业仍高度依赖中国市场，这种结构性纽带决定了其“去中国化”不具备现实可行性。未来，中德关系将呈现“合作领域收缩、竞争领域扩大、管控机制强化”的新常态，而德国政策调整的最终效果，既取决于欧盟内部协调的成效，也依赖于中德双方能否在产业竞争中找到新的利益契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