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GDP是美国70%，人口是他的四倍，为什么我们的内需没有美国那么旺盛？ 首先要戳破一个误区：GDP总量和人口数量不直接等于消费能力，关键看“钱到谁手里”。美国人均GDP远超我国，更重要的是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更高，且收入分配更偏向中低收入群体——这部分人边际消费倾向更强，手里有钱就敢花。 我国则不同，虽然经济总量大，但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占比仍有提升空间。而且收入差距相对明显，高收入群体消费趋于饱和，低收入群体虽有消费意愿却缺乏购买力，中间阶层又面临多重支出压力，消费活力被抑制。 消费信心是内需的“晴雨表”，而信心源于“安全感”。我国居民储蓄率高达30%，2024年新增储蓄就有42万亿元，远超美国10%的储蓄率。这并非国人不爱消费，而是“预防性储蓄”占比极高。 教育、医疗、养老等领域的保障体系仍在完善中，不少家庭要为子女教育储备资金，为大病医疗预留后路，为养老提前规划。这种“后顾之忧”让大家不敢轻易把钱投入即时消费，毕竟手里的存款才是应对风险的“定心丸”。 美国则依托相对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大幅降低了居民的预防性储蓄需求。再加上其“原子化生存”的文化特质，成年后与家庭经济切割，养老、医疗主要靠市场服务和社保，反而形成了“敢超前消费”的社会氛围。 更关键的是，我国家庭的支出结构被“刚性成本”严重挤压，尤其是住房。我国家庭部门债务杠杆率已接近美国，2024年底含公积金贷款在内甚至超过67%，这些债务大多是房贷。 一套房子往往要耗尽“六个钱包”的积蓄，后续月供还要占去家庭收入的大半。反观美国，虽然家庭债务杠杆率略高，但住房自有率低于我国，租房市场成熟，年轻人不会因买房过度透支未来消费。 支出结构的差异还体现在细节里。我国居民消费中，食品、居住、教育占比分别达到29.8%、22.2%、8.1%，远超美国的7.7%、18.5%、1.9%。这些刚性支出挤压了文化娱乐、旅游等可选消费的空间。 美国居民则把更多收入花在服务消费上，文化娱乐支出占比达10%，金融保险占比8.1%，这些领域的消费弹性大、产业链长，能持续拉动内需活力。而我国服务消费占比虽在提升，但仍低于发达国家水平。 消费供给的结构性矛盾也拖了后腿。现在国人消费升级意愿强烈，但优质供给跟不上——中高端商品供给不足，部分消费者不得不海外代购；文旅、养老、家政等服务领域标准化程度低，同质化严重，难以满足个性化需求。 美国则形成了成熟的“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循环。从高端奢侈品到平价快消，从科技感十足的消费场景到精细化的服务体验，都能精准匹配不同层次的消费需求，甚至通过创新供给激发新的消费欲望。 还有一个容易被忽视的点：经济增长模式的惯性。我国过去长期依赖投资和出口拉动经济，消费对GDP的贡献率虽在提升，但仍低于美国的80%以上。而美国早已形成消费主导的经济模式，产业链布局更偏向消费端。 城乡和区域发展不平衡也制约了内需释放。优质消费资源大多集中在一二线城市，县域和农村市场的消费供给、基础设施仍有短板。虽然农村人口基数大，但消费能力和消费场景的缺失，让这部分潜力难以充分挖掘。 说到底，内需旺盛与否，本质是“有能力消费、有信心消费、有地方消费”的综合体现。我国人口基数带来的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客观存在，只是当前还受限于收入分配、社保完善度、供给质量等多重因素。 随着收入分配改革推进、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完善、消费供给持续升级，我国内需的潜力必然会逐步释放。 毕竟，当大家不用为未来过度焦虑，手里有钱、身边有优质的消费选择时，谁不想畅快地享受生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