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一17岁中国少女被抓进了纳粹集中营。突然， 德国 士兵在少女的身上发现了一只带有“朱德”字样的钢笔，少女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儿。
很多年以后，朱敏第一次读到父亲1943年写给她的信，已经是1951年。信纸早已泛黄，上面还留着“邮路中断，无法投递”的痕迹。最令人难受的是时间错位：1943年10月28日，父亲还在信中嘱咐女儿坚持学习，将来回来参加国家建设，而那个时候，朱敏已经被纳粹押进集中营做苦工。父女两边，谁也不知道对方究竟经历着什么。
朱敏为什么会跑到欧洲战场上？得从1941年说起。1月30日，她告别刚刚团聚一个多月的父亲，前往苏联学习。当时朱敏实际已经14岁半，为方便进入国际儿童院学习，登记年龄被改小为12岁，并使用“赤英”这个化名。这个看起来普通的安排，后来竟成为保护她真实身份的一层屏障。
她到苏联不是为了参加战争。由于水土不服和哮喘等原因，1941年6月21日，国际儿童院把她送往白俄罗斯明斯克一带的少先队夏令营疗养。偏偏第二天，也就是6月22日，纳粹德国发动对苏联的大规模进攻。朱敏刚从中国的战争环境来到苏联，转眼又掉进了欧洲战争的中心。
纳粹统治机器对人的第一步处理，就是剥夺人的身份。到了集中营，囚犯要换掉自己的衣服，私人物品也会被搜走。就在这个过程中，德国看守从朱敏身上搜出了那支派克金笔。笔帽上刻着两个汉字——“朱德”。真正危险的地方就在这里：如果有人知道这个名字是谁，朱敏此前苦心隐藏的身份便可能当场暴露。
比钢笔更危险的东西其实还在她身上。朱敏口袋里藏着一枚列宁纪念章。眼看搜查继续，她干脆把纪念章放进嘴里，压到舌头下面。一个十几岁的姑娘敢这么干，并不是不知道害怕，而是已经明白，在纳粹集中营这种地方，有些东西一旦被搜出来，等待自己的可能就是死亡。幸运的是，这枚纪念章躲过了检查。
从这一刻开始，她必须让“朱敏”这个名字暂时消失。集中营里的人只能知道她叫“赤英”，不能知道她来自什么家庭，更不能从她嘴里听到有关中国八路军的信息。为了减少暴露的可能，她长期不讲中文。人民网相关史料记载，由于长期沉默，加上与周围囚犯语言交流困难，她后来甚至一度出现语言功能严重退化的情况。
后来她患上严重的颈部淋巴结核，病灶不断溃烂。集中营医生没有给她正常的麻醉和消毒处理，就直接处置伤口。几十年后，朱敏颈部仍留着一道约3厘米长的伤疤。
朱敏也不是完全被动等待。集中营里的姑娘后来被迫参加军需劳动，接触到德国弹药生产。她们听说弹药受潮可能失效，又找不到水，便趁监工不注意往弹药盒里吐口水。力量很微小，甚至无法知道究竟破坏了多少弹药，可这种举动至少说明一件事：被关进铁丝网，并不意味着精神上也接受了奴役。
1945年1月，东线战场逼近，集中营里的枪炮声越来越清晰。1月30日早晨，朱敏等人发现看守已经逃走，大门也敞开了。她和难友终于离开这个吞噬无数生命的地方。但自由并没有马上变成回家的车票。战后的欧洲交通破碎、人口流离，她又经历了长时间辗转，直到1946年1月30日才乘国际列车返回莫斯科。
更值得写进历史的，其实是她后来做出的选择。经历过集中营的人，完全有理由把余生用来疗伤，可朱敏选择重新读书。她补习俄文、完成中学课程，1949年继续进入高等院校学习，1953年学成回国，此后长期从事教育工作。那个曾经在集中营里几乎失去语言能力的姑娘，后来却站上讲台，把知识传给一批又一批中国学生。
那支被德国看守夺走的钢笔，也因此有了另一层分量。看守看见的是一件可以据为己有的物品，朱敏看到的却是自己与祖国、家庭之间仅存的联系。钢笔丢了，她保住了姓名背后的秘密；集中营夺走了她几年的青春，却没能决定她以后怎样生活。若一定要给这段历史留下一个判断，那就是：法西斯可以暂时把人关进铁丝网，却没有资格替幸存者书写余生。